最早知道王安石，是上中学时老师讲“王安石变法”。按照当时的划分，此人该属于“法家”一类，就想起了商鞅，想起商鞅处决犯人时“渭水尽赤”的恐怖情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不由得就感觉这些人都有些恐怖，可能跟罗伯斯庇尔等人相似，动不动就要杀人。
后来，接触到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答司马谏议书》，感觉此人并非蛮横无理，相反，简直有点忍辱负重了。
再后来，陆续读了他的一些文学作品，才知道这位临川先生原来在文学上那么伟大。他的作品，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一些诗词、游记，都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很能打动人。于是那不苟言笑、动辄要把谁给“办了”的印象就消失了。
然而，对他的事迹知道得越多，看到人们对他的评价越多，这个人的形象反而越变得模糊，——他似乎整个人都充满了矛盾，是个不可思议的“怪人”。
《宋史》里对他的政治行为有较为详细的评述，在性情上，说他：“性强忮，遇事无可否（从不考虑能不能办到），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而在个人生活中，则只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看起来，王安石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是没错的了。这可以原谅，甚至很好理解，历史上许多名士不是都放荡不羁吗？他们行为的比王安石要怪异得多。（见《宋史·列传第八十六》）
可是，这种生活习惯在苏洵眼里，就不那么简单了。他认为王安石“阴贼险狠”，那不爱干净的外表是装出来的。“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有不为大奸匿、竖刁……”（《辩奸论》）
在苏洵眼睛里，王安石的那些怪异的的行为，是一种奸诈的伪装。一个处心积虑伪装自己的人，必然包藏祸心，有所图谋。
苏洵这个观点是不是有代表性，还值得探讨。不过，王安石的某些怪异行为，也确实有些“出格”，甚至遭到了最高领导——皇帝的猜疑。在《邵氏见闻录》里，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场面：仁宗皇帝摆下“赏花钓鱼宴”，王安石当时的官职是“知制诰”，也参加了。有内侍端上鱼饵放在几上，我们这位王大人，随手拿起来就吃，不大一会儿工夫竟然全吃完了。仁宗皇帝注意到了，当时没说什么，事后断言王安石是个“诈人”。仁宗的理由很简单：你没注意吃了一粒也就罢了，整个一盘全给吃了还没察觉，这可能吗？（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这样的事情，有些不可思议？然而，王安石在吃饭的时候，确实有心不在焉的毛病。据说在饭桌上他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至于吃的是什么，味道如何等等，全不在意。
自己不在意也就算了，可是他对别人的感觉也全不在意，可真的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在另外一个人的叙述中，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场景：王安石当丞相的时候，有个儿媳妇娘家的亲戚，姓萧，到京拜访王安石。事先约好，第二天宴请。那萧郎如期赴宴，可是“日过午”，还不见动静，客人肚子很饿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等着，又等了好一会儿，这才“命坐”。餐桌上有酒无菜，原来酒是“干喝”的。喝得差不多了，上了俩“胡饼”，然后才拿出几块肉，随后酒就不喝了，上米饭了，还上了点蔬菜。贵家出身的客人哪里吃得惯这些？菜也不吃，只拿着那胡饼吃，吃了饼中心的瓤，饼的四边丢弃在桌上。王安石捡起客人丢弃的饼边就吃。于是客人“愧甚而退。”（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我看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宋代的饮馔其实是异常丰富、繁盛、精美的——超乎我们的想象。且不说士大夫阶层，即便一般的市民阶层，对吃也是相当讲究的，不仅品种多，而且非常注重烹饪工艺。而贵为丞相的王安石，招待不常来的贵客，饮食竟这样简陋，还当着客人的面吃人家丢弃的食品，难怪对方尴尬。
王安石的节俭，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习惯，也不可全用“怪异、乖僻”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因为，某个人如果故作姿态，可能蒙蔽别人一时，时间长了，必然本性暴露。而节俭这一品性，一般是与其做人的态度相联系的。宋代一位文人曾巩，他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颇有些意思：神宗问：“你跟王安石是老交情了，这人怎么样？”曾答道：“文学道德上没的说，直追汉朝的杨雄，可是就是吝啬一些，比不上古人。”神宗说：“这人轻富贵，不一定就是吝啬吧？”曾又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此人勇于有所为，可却难以承认错误并改正自己的缺点。”——神宗听了，表示同意。（见宋·陈师道《后山谈丛》）
王安石的为官清廉是一直受到人们肯定的。宋代官场，贪污受贿不是什么新鲜事，王安石品性耿介，厌恶拉拢贿赂，也屡见记述。一些与他相处比较久或对他比较熟悉的人，他们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比如曾经与他关系密切后来又疏远了的沈括，在他著名的《梦溪笔谈》里，就给我们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王安石患了喘病，要用“紫团山人参”来治疗，可家里没有，又不好买到。恰好有个叫薛师正的人从河东来，有这东西，就赠送王安石几两人参治病。王安石拒绝接受！有人就劝，治病要紧。王安石却不高兴了：没有人参，我不也活到今天了？——到底没收那礼。（见沈括《梦溪笔谈·人事》）
既然曾是皇帝最宠信的大臣，周围有些拍马屁的人也是肯定的。曾有人说过如此肉麻的话：“我恨不能早点死——这样您就会给我写一篇墓志铭——我的名字在您的雄文里出现，也好传之于后世！”（见宋·张师正《倦游杂录》）
然而，我们看到，王安石对此类事情并不感兴趣。他平常为人也不盛气凌人，在有些时候，甚至很恬淡、超脱。比如有一次在金陵，他“幅巾杖屦（麻鞋），独游山寺”，遇见一群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文史，王安石就凑过去听。听着听着，人家就问，你也懂得这些？他说自己多少知道一点。于是人家就问了：你姓什么叫什么？王安石拱拱手，规规矩矩地回答：我姓王，叫安石——那群人“惶恐，惭俯而去。”（见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
还有一件事情，更说明了王安石的生活态度：王安石做了高官，其夫人吴氏见别的达官贵人三妻四妾，就给他也买了个妾。王安石见了十分惊诧，问：你是什么人？那妾就回答说：是夫人让我来伺候您的。王安石详细一问方知道，这妇人原来有家，丈夫因要赔偿损失的官款所以把她卖了。王安石问要多少钱才能赔偿那笔损失？答：九十万。王安石就叫来那妇人的丈夫，给他九十万钱，让他把女人带了回去。（见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九十万是什么概念我不清楚，想来不是太小的数目——否则也不会把老婆都卖了。由此可见，王安石固然节俭，自己舍不得吃好的，甚至招待客人都很简慢。可是，在有些地方，却又并不吝啬。
由于政治见解上的分歧，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等人关系都不好。可是，从散见于各种书籍中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的评价看，他们对王安石还是有尊敬的一面的。据《邵氏见闻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王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詘。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
能提携后进，友爱兄弟，不急于做大官等等，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值得赞赏的。
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那场变法上。而作为一个人，他的品格行为，相对而言人们注意得比较少。关于他的大部分传闻，又集中在诸如“怪僻”等表象上。而另外一些人，出于对他政治主张的赞许，又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怪异。
我对王安石没有系统的研究，但读过与他相关的一些资料，感觉到此人的“怪”与不近人情，恐怕是真实的。再看人们对他的变法的成败得失的分析、评价，感觉到他的一些政治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与他的性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个结论本文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在《宋史》里）
生活中的一些的小事情，可能真的反映了某个人的精神面貌，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里，我们或者可以体味到些什么。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一些完全忽略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人，很可能遭遇失败——这不一定是因为他的主张、见解是荒谬的，而是他生活在一个群体里，群体对他的认同，关系着他的事业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