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怆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由于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六亿多中国人，无一幸免地在地狱的门口垂死挣扎。
饥荒，在中国的历史上，当然不止就这一次，但1961年的饥荒，却是最惨烈的，因为它覆盖了全中国，波及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据权威统计说，在这次大饥荒中，中国人被活活饿死了三千多万。
三千多万人在短时间内成了饿死鬼，这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却在新中国成立十二年之后，出现了……
二
我的村庄，叫雷塘村，它位于川南的一片丘陵深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并十分不起眼的小村子。
在1958年春天的时候，雷塘村的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单家独户吃了几千饭的农民，现在要全部集中起来，由村里统一开伙，吃公共食堂，过一种准军事化和准共产主义的新生活。一时间，村里的人奔走相告，相互致意，似乎共产主义真的是到来了。
在第一天吃公共食堂的时候，一些老农，端着白生生的米饭，竟然老泪纵横，他们太激动了，整个生命从里到外，被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和温暖裹卷着。这些老农，都是极其贫困的农民，在他们的生命中，一辈子也没好好吃过一顿白生生的米饭，今天，终于有得吃了。他在无边的幸福中痛哭流涕，相拥而谢，接着，他们不约而同地端着白生生的米饭，来到毛主席的像前，十分庄严地默站了片刻后，“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一脸的老泪更加恣肆地纵横起来。他们把饭碗举过头顶，万分感恩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真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啊！没有您，我们哪吃得上这不要钱的白生生的米饭啊！”说完这席话，老农们“咚咚咚”地向毛主席磕了三个响头。之后，他们站起来，把白生生的米饭颤巍巍地端到毛主席的像前，说：“毛主席，您辛苦了，您先吃！”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当然不能吃这些白生生的米饭，他十分慈祥地对着每一个浊泪纵横的老农们微笑着，似乎在说：“大伯，你们吃，你们快快吃，要吃好啊！”
打这以后，雷塘村的一百多号人，就一日三餐都到在公共食堂里去吃。公共食堂的分配标准是这样的：无论男女老少，每人每餐一斤大米饭，一碗蔬菜。
在每一餐开饭前，全村男女都要集合在食堂前的坝子上，排成几路纵队，高声唱《东方红》。唱完后，才依次操着饭碗，到窗口打饭。
吃过饭后，生产队长（现在叫村长）把哨子一吹，大伙便扛着农具到地里干活去了。在这一期间，大伙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庄稼的长势也十分喜人。1958年，雷塘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大丰收。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59时，由于没有奖惩，没有刺激，再加上缺乏管理，大伙的劳动热情开始减退，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现象。因为，在大伙的潜意识里，干多干少和干好干坏，都一样，既没有人给予嘉奖，也没有人加以表扬，除了免费吃饱肚子外，不再有更多属于私人的好处。这样一来，大伙就慢慢变得麻木，变得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半小时的钟，而不是撞一天的钟。
大伙在劳动中偷懒，是为了自己获得一点轻松与舒服，至于劳动的进度如何、庄稼的长势怎样、收成会不会好等等，似乎就与自己无关了。一块五亩大的地，在正常情况下，半天就可以挖完，由于偷懒，往往要挖上三四天。共产主义式的劳动，在这时候似乎成了共产主义旗号下的肆意偷懒。
农民们偷懒，是这样的：比如挖地，许多人在地里一溜排开，一锄头一锄头地挖过去，整个地就被松动了，就可以播撒种子。由于没有积极性，在挖地时，大家虽然排成立一排，貌似在干活，却是一个个站在地里聊天、吸烟，甚至有妇女靠住锄把织毛衣。一些人站得累了，就以去排泄大便或小便为名，跑到一边闲逛去了。一些妇女，不停地去给孩子喂奶，以此获得更多的休息，更多的偷懒……
公社的干部们当然洞察到了这一现象，为了解决农民们偷懒的问题，干部们绞尽了脑汁，用尽了各种办法，但是，全不奏效。后来，决定把几个村子的人全部互换着劳动，以此来彼此促进和监督。比如：把甲村的人弄到乙村去干活，把乙村的人调到甲村来干活。这个法子起了一定的效果，因为村与村之间，都有脸面，谁也不愿意落后别的村子，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这种互换式劳动，真的是促进了劳动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偷懒的现象。
但是，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到别的村子里去干活，路程太远，中午回自己的村子里吃饭，就要花去不少时间。另外，一些妇女在奶孩子，这样就给她们喂养孩子造成诸多麻烦与不便。再就是，到别人的村子里去干活，不熟悉人家的具体情况，以至于连水沟在哪里、茅坑在哪里等，都不甚知道。而不知道这些基本的情况，又怎么干活？最要命的是，由于是干别人的活，其认真和负责的精神就大打折扣，马虎、拖沓与应付，就成了必然。出现这样一些弊端后，公社就又决定取消这种互唤式的劳动，还是各村回到各村去干活。
经过了许多种实验后，偷懒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偷懒，只是个责任心和良知的问题，既不能问责，更不能治罪，全凭自觉。但是，在大锅饭的状态下，在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情形下，谁又愿意自己多出力而别人少出力呢？因此，偷懒，最后就发展成一种攀比，你偷懒两小时，我就偷懒三小时，这样一来，错过季节的播种与收获，就成了家常便饭。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公共食堂照样天天开伙，在吃饭前，村人们照例高唱着《东方红》。但在这时候，人们的歌声，已经变得萎靡，变得稀拉，变成了应酬和麻木。那些曾经幸福得热泪盈眶的老农们，已经不再流泪，不再去向毛主席磕头，也不再去请毛主席吃饭。这时候的大锅饭，实际上养着的是一群懒汉。
由于随便吃喝和随便偷懒，粮仓里的粮食开始枯竭，到了1959年的年底，村民每餐的米饭，从原来每人每餐一斤减少到半斤。到了1960年的上半年，减少到每人每餐二两五。到了这时候，大伙开始感到饥饿，但是，还没有绝望，因为仓库里还有粮食可吃。到了1960年底，人均每天就只有五钱口粮了（是一两的一半）。
到了人均每天才有五钱口粮的时候，村里的人，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干活了，这时候，人们才感到了恐慌，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但是，已经晚了。
三
每天人均只有五钱口粮，这样的标准，连维持起码的生存，都万分困难了。
为了解决生计，人们开始宰杀自家的猪、鸡、鸭、牛等家禽家畜来吃。但是，这些家禽和家畜又能吃多久？吃完家禽家畜后，人们开始四处寻找野菜，然而，可口的野菜早已被挖完，剩下的野菜，不是十分枯涩，就是有毒。村头在陈家，挖回一篮子野菜，由于不知道有毒，吃后，全家五口，当场毙命。
人们不再有力气下地干活，地里生长着的，已经不再是庄稼，而是荒草，许多地里的荒草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比当年的庄稼还茂盛，但是，这些荒草，全是不能吃的，是一地无用的草本植物。为了吃鱼，水塘已经放干，干裂的口子有四五寸宽，纵横交错地布满干涸的水塘。
这时候，公共食堂里连人均五钱口粮也发不出了，但为了支撑公共食堂的局面，就开始向大伙发放米糠，说米糠猪都能吃，人也可以吃。人们领到米糠后，用尽了各种吃法：在锅里炒出香味后吃，调成糊状烙饼吃，蒸成馒头的样子吃，煮成糊糊来吃……但是，吃了米糠后的最大问题，是拉不出屎。一些身体不好的，抵抗力差的，就被米糠屎给活活地憋死了。
虽然米糠难吃，但它毕竟可以吃一吃，毕竟能够欺骗一下肚子。但到了1961年上半年时，米糠也全部被吃完，这样一来，公共食堂被迫关闭，大锅饭被迫停伙。失去了对大锅饭的依赖，而村民的家里又没有一点储备粮，这时候的雷塘村，不仅疯了，而且是一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
为了活命，人们不得不开始吃树皮。把树皮剥回来后，在锅里烘干，然后磨成面，烙饼吃。树皮烙的饼，实在不是东西，刚进嘴，一股巨大的枯涩味和草腥味就直浸喉舌。由于不胜这巨大的枯涩和草腥，一家人就开始呕吐。但是，肠胃里已经空洞无物，这样的呕吐就成了干呕，以至于把胆汁都呕吐出来了。为了活下去，呕吐过后，又吃，吃了，又呕吐。于是，人们就在这种吃吃吐吐间，苟延着性命。
村子里的树木，无论大小，全被剥得精光，三伏天的烈日一晒，就统统死去。那些枇杷树、樱桃树、李子树和桃子树，本来是可以结果的，由于树皮被剥光了，不仅不能结果，而且全成了一棵棵死树，光秃秃地站在那里，像在招魂。
树皮被吃光后，人们就开始吃观音土，但观音土这种东西，就更不是东西了，不仅十分难吃，而且毫无营养，一进嘴，那满口的泥土就四处化解，糊得牙齿和舌头，全是泥浆。吃观音土，除了获得一点咀嚼的快感和欺骗一下肚子外，没有一点点益处。吃两天下来，所有人的肠胃，就都成了一条污泥管道。
在没有任何东西可吃的时候，人们开始卖家里稍微值钱的东西，甚至有不少人拆房子上的木头来卖。但是，大家的肚子都万分饥饿，谁还顾得上来卖这些东西？这时候，街上的大米，已经卖到三块多钱一斤。三块多钱，对于此时的村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整个雷塘村，能够拿得出三块钱去买大米的，没有一家。
买不起大米，就想到了偷。一天夜里，塘湾里的张家三兄弟，摸到公社的粮仓，准备偷粮食。在爬围墙时，由于太高，不得不踩人梯才能上去，但是，刚踩到肩膀上去，下面的人就支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活过来。但是，就是死了人也要偷，于是就再次踩人梯，再次往上爬。这次倒是爬上去了，却被守粮仓的民兵发现。民兵不分青红皂白，举起枪就射击，爬上墙的人，立即被击毙。还剩下一个是活的，一见已经死了两个，拔腿就跑。但是，他哪里跑得起来？只有逃跑的姿势，毫无逃跑的速度。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就被捉住。
逮住了一个敢于盗窃粮仓的小偷，为了警示全体农民，公社决定拿他游街。于是，这个已经饥饿得皮包骨头的小偷，被五花大绑着，游走于各村。示众完后，民兵们又把他吊起来毒打。本来的目的是为了教训教训他，但他实在不经打，才打几下，他就一命呜呼了。为了偷粮食吃，塘湾里的张家，三个儿子，就这样全部死了，成了九泉之下的三个饿鬼。
到了1961年的下半年，该吃的已经全部吃光，该卖的已经全部卖光，这时候，就只有等死了。但是，谁也不想立即死去，谁都想活下去，就算是多活上几天也是好事。这是本能，越是接近死亡，越是感到生的可贵。要活下去，就得吃东西，可是，那吃的东西又在哪里？在万般无奈的状态下，有人就想到了吃人。
最先开始吃人的，是江家弯里的一户江姓人家。这天，他家的小儿子饿死了。把他埋葬了吧，但一家人已经没有一点去埋葬的力气。望着死去的儿子，他爹突发奇想，既然死了，就没用了，何不把他的肉剔下来吃？对于这个提议，一家几口，居然没一人反对，甚至连他的娘也没有一点反对的意思。就这样，这个死去的小儿子，就被煮来吃了。但是，在吃小儿子的肉时，他的娘，突然疯了，嚎啕着向他爹冲了过去，操起菜刀就要砍。他爹见状，夺了她的菜刀，恨恨地抽了她几个耳光。这一打，他娘不仅没醒，反而更加地疯狂，抱着丈夫就啃。由于他爹防备不及，一只耳朵立即被啃了下来，随之被她嚼来吃了。他爹的耳朵被啃掉后，痛得恼羞成怒，抓住她就开打。一时间，两口子打得像仇敌。女人当然打不过男人，在绝望中，她一头撞向墙壁，怆然死去。他娘死了，他爹就要把她煮来吃。这时候，几个孩子似乎恢复了人性，对老爹的作法异常愤怒，一气之下，几拳就把爹打死了。打死爹后，几个孩子这才感到后怕，经过商量，带着简单的行李，于夜深人静中逃走了。他们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江家吃人的事，在村里传开，有许多人在谴责，但人们的谴责十分无力，其间还隐潜着许多理解。而一些人居然效法着江家，把死去的人，煮来吃了。
在1961年，雷塘村及雷塘村附近的村子，总共吃了十五个人。但是，吃了这些人后，依然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这一年，村子里的一百多号人，被活活饿死四分之一
四
按理说，地处天府之国南边丘陵深处的雷塘村，在1961年的饥荒中，是不应该饿死人的。因为，这里不仅风调雨顺，而且基本上是四季如春。不像北方，冬天一到就冰封大地，寸草不生。奇怪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土地肥沃，草长莺飞的地方，却饿死了那么多人。
仔细琢磨后，就发现，造成这一惨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公共食堂不仅浪费惊人（本来可以吃半年的粮食，却二十几天就把它吃完），而且是一个供养着懒汉的乐园。二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而公共产权的划分又严重违背着人性，如此一来，作为个人，谁也不愿意来承担公共产权所赋予的责任与使命。而这两方面，又恰恰迎合了人性的弱点，致使富饶的村庄变得贫困，守着一个天然粮仓而挨饿。因此，这就注定了饥饿，注定了要饿死许多人，甚至注定了要发生人吃人的悲剧。
原来以为只有我的村庄才是这样，后来才知道，全国各地都是这样一种情形。于是，就更加坚定了我对“大锅饭下的公有制”的怀疑与不满。
中国人历来以吃苦耐劳著称，而在1961年，中国人勤劳的美德，却一下子荡然无存，全都变得那么懒惰，那么无耻，那么莫名其妙。其间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体制迎合了人性的弱点，一个美好的梦沦陷在“盲目的共产主义”里了。
在这样的时候，国家似乎看到了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就下令将公共食堂全部关闭掉。事实上，在国家下达关闭公共食堂的指示时，我村庄里的食堂，已经关闭多时。这当然不是我村庄里的人有先见之明，而是被吃空所至。
公共食堂被关闭后，人们又回到各家自行开伙的状态中，同时，对每一个农民的劳动状况实行打分制。
这时候，虽然土地仍然没有下放给农民，但由于有工分制来衡量农民们的劳动，来制约人性中的惰性，这就使得我的村庄开始逐步摆脱饥饿，开始步入一种较为正常的生态。虽然这种改变还非常不彻底，但是，毕竟不再有饿死人或人吃人的悲剧发生。
从这一点来看，1961年的那场大饥荒，其问题是出在我们这个体制的错误决策上，饿死的那三千多万人，在愚昧与无知中，成了这个错误决策的悲惨祭品。
但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红袖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