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1917～2003），浙江武进人，剧作家。著有话剧《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电影剧本《国魂》，散文集《后台朋友》、《艺术的花朵》等。
这个题目就叫我琢磨了一阵子，用口语说应该是“摔交”或“摔了一交”，没有说“跌交”或‘跌了一交”的。但说“摔交”不合适，因为“摔交”在目前是一种体育项目：半夜三更，这七十五岁的老头子还跟人家摔交，难道是疯了？神经病？
我要说的是，在刚过去的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深夜，亦即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二时我真的摔了一交，摔得很利害，很危险，弄不好真会送命。
我的生活习惯数十年如一日，改不了；那是每晚就寝，大都在凌晨二时左右。奇怪的是每到深夜，精神更好；写点东西，做点正经事都在晚上八点钟以后到两点这段时候。到了这时候其实仍无睡意，而是心想：这时还不睡，到明天得什么时候才起来呀，才不得不睡的。
就在十三日晚上大概十一点钟左右，正在写一篇小文章的时候，忽然电话响起来，我拿起电话就听到熟悉的香港《明报》记者林翠芬的声音，她说：“吴老，你听说一件和你有关的新闻了吗？”我说：“什么新闻？我没有听说啊。”她说：“我读给你听吧。这是一则香港中国通讯社电讯，标题是：《北京国贸中心起诉吴祖光》。里头说：北京国贸中心的法律顾问韩小京日前透露，国贸中心已以吴祖光侵害其名誉权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法院业已立案受理。据韩律师介绍，在几个月前的一场涉及惠康超级市场侵害名誉权的诉讼案中，吴祖光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国贸中心方面认为，该文仅依据某些报纸所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单方面的陈述，有些语言带有侮辱性，已构成侵害国贸中心名誉的事实。所以，国贸中心以侵害名誉权起诉吴祖光。”
我谢过小林对我的关心，把电话挂了。
开始我确实有点生气，但马上就觉得滑稽可笑了0显然这个国贸怕报纸，因为这件案子北京很多报纸都有披露，谁都知道你国贸赔礼道歉又自动认罚了。这只能说明这一些表演只是由于羞恼难堪，想找个他们认为可欺的对象挽回点脸面。所以在此后多次被记者提问国贸为何不控告那些“所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报纸而控告吴祖光时，这位律师先生一贯答曰：“我们有选择被告的自由。”因此选了我。
我要去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我到洗手间去匆匆洗漱之后，把日常衣服脱下来换睡衣。怎么换法呢？已经是终生的习惯了，即是在最后穿睡裤时从来不是坐着而是采取金鸡独立的姿式；左脚站在地上穿右裤腿，然后右脚站在地上穿左裤腿。但是这一回出乎意料的是右腿独立时，突然一下向右歪倒了，闪电一般的急速，根本来不及作任何抢救和纠正，整个身体就倒到右侧去了。右侧是书桌的左角，书桌下面放着一张圆凳，右侧胯骨猛磕在圆凳边上，而右侧眉梢偏上一点更猛地磕在书桌上的玻璃边上。我只觉得头撞得非常疼，赶快跑到洗手间，开亮灯才看见右眉梢上裂开了约半寸长的口子，而鲜血正如开了水龙头那样地流下来，经过嘴唇流到脸盆里。
这下子我真害怕了，妻子早在三个小时前就在北边卧室睡着了，那个小姑娘亦都早已入睡。我本想收拾一下便在小书房里睡觉的，但这回不行了。我按住伤口敲隔壁山东小芹的房门叫她快来，小芹睡眼蒙地爬起来，一看见我就吓傻了。我才想起她最怕血，一个多月以前，由于凤霞不慎摔倒骨折，去医院复诊，打开石膏看到血迹时竟然当场休克。这下子见我血流满面，脸都变青了。我说：“小芹，快去打开大书桌后面的柜子，把里头的云南白药拿给我！”小芹慌慌张张地跑去把书柜打开，但是什么也找不到，说：“什么白药呀，哪个是白药呀？”这当然难怪她，书柜里上下三层，每层靠外边都是药瓶子，大大小小的，她怎么知道哪个是云南白药呀？我只好再次按住伤口跑过去拿了一小瓶白药，又回到洗手间的面盆前，叫小芹赶快把药瓶打开。我把头横向左边，叫她把药粉洒在正在流血的伤口土，她战战兢兢地做了……“啊！”我和小芹同时叫起来。出现了奇迹，不停涌出的一股鲜血立即止住了。出血的部分只留下个小圆圆的淡黄粉迹。
我们伟大的祖国居然有这样神奇的止血药，怎不教人感激！这下子我的灾难结束了，否则我该怎么办？我必需再把衣服穿上，然后下楼出门，有幸拦到出租车最好，不然我就得跑步，去附近的朝阳医院挂急诊。这还是我的有利条件，朝阳医院就在我家不远，但即使跑步总也得十分钟，真要跑的话，这顿跑也得把我累个半死。
而这瓶白药还是我在十多年前偶然一次去友谊商店时买的，那是一大盒，大概装着十小瓶，这么多年过去大部分都送了人，只剩下这两小瓶了；不久前忽然发现就摆在身后的书柜里的，不想这回用上了。
这一下问题解决了，我把脸上的血洗净，伤口贴了一张“创可贴”，一心感激医务工作者发明这么好的药，这么方便的“可贴”，真正是造福无穷呀！这一闹腾，快三点了，居然一点也没有惊动妻子；否则我倒没事，会把她吓个半死。
奇怪的是：伤处始终一点没疼过。而在躺到床上时，才突然感觉右侧胯骨撞在圆凳边上的部位疼得好利害！又想到，肯定这一部分是和眉梢部分同时撞上的，因此它至少也分担了一半的冲撞力：否则额角被撞处也许会把头骨撞裂。它接触的地方是书桌上玻璃板的边沿，假如稍靠右方正是太阳穴，假如稍靠下边则是右眼珠，则其后果定是非死即瞎！
终于平安无事，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见到妻子，她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简单一说，正好来客了，她没再深问，否则她那个唠叨埋怨劲儿比跌一大交还难受。
头上贴这么一块异物终是不大好看，但是却无处藏躲，过了一天就是十二月十五日，天津的风流人物、文艺班头冯骥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画展开幕。又是请帖，又是电话，还有大将小田的面邀，再是什么缘由也得参加呀！而伤处显然肿起了一块，这还不说；在右眼梢处和眼皮下边各青了一片，都超过了五分钱币大小，实在难看。这就不得不求助于妻子了，她取出了二十年前由于绝迹舞台而弃置无用的化装油彩，轻轻一抹，便盖住了这两块青。因此那十多天我一直没离开这盒油彩。
在大冯画展上，四方八面的英雄豪杰纷纷拥到，很可能是近年少有的热闹画展了。遇见了好多的新知旧友，无法避免的是，大多数人都注意到了右眉梢上的这块胶纸“可贴”，于是我不得不解说一下这块创疤的来历，于是也不得不受到一些比我更年长者的训诫。譬如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采取这样的姿势穿裤子？”连年轻人都说：“我们都没这样干，您可真是……”
不过一天多点的时间，我成了国贸中心被告的消息也在展览会上被人说到了。真感激舆论立即倒向了我这边，而且立即有一位我叫不出名字的朋友告诉我：“一位年轻律师明天会来看你，愿意帮你打这场官司！”
人总是同情弱者的，不论在什么时代。这也叫做得道多助吧。现在已经至少有六位律师表示愿帮我打官司，我已经具备条件组织一个律师团了。
我的头一个律师彭学军正赶上看见我半夜跌交的狼狈相，他建议应当去照张相，将来打官司提出赔偿时，这是一个重要项目。到底是律师，想得全面周到，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可也是呀，我从来都这样脱裤穿裤，可就从来没有摔过一次嘛！而这次摔这一交正是香港《明报》记者小林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场国贸中心的官司之后的两小时，可能我走了点神。
在中国美术馆我提到十几年前买来的云南白药的神奇功能时，围着我的几位老朋友不约而同地叫起来：“啊！十几年前买的，那是真货！”对了，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伪劣产品。
半个月后摔伤痊愈，只是右眉梢下留下一个坑，成为永远的记念。
1993年1月20日
选自《随笔》，199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