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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彦《母亲的时钟》原文

发布时间:2023-07-04 12: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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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彦(1902~1944),浙江镇海人,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散文集《随踪琐记》等。

二十几年前,父亲从外面带了一架时钟给母亲;一尺多高,上圆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计时盘,盘的中央和边缘镶着金漆的圆圈,底下垂着金漆的钟摆,钉着金漆的铃子,铃子后面的木框上贴着彩色的图画——是一架堂皇而且美丽的时钟。那时这样的时钟在乡里很不容易见到;不但我和姊姊非常觉得希奇,就连母亲也特别喜欢它。

她最先把那时钟摆在床头的小橱上,只允许我们远望,不许我们走近去玩弄。我们爱看那钟摆的晃摇和长针的移动,常常望着望着忘记了读书和绣花。于是母亲搬了一个座位,用她的身子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说:

“这是听的,不是看的呀!等一会又要敲了,你们知道呆看了多少时候吗?”

我们喜欢听时钟的敲声,常常问母亲:

“还不敲吗,妈?你叫它早点敲吧!”

但是母亲望了一望我们的书本和花绷,冷淡地回答说:

“到了时候,它自己会敲的。”

钟摆不但自己会动,还会得得地响下去,我们常常低低地念着它的次数;但母亲一看见我们嘴唇的嗡动,就生起气来。

“你们发疯了!它一天到晚响着,你们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吗?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给人家去,免得害你们吧!……”

但她虽然这样说,却并没把它停下,也没把它送给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钟点,天天把它揩得干干净净。

“走路轻一点!不准跳!”她几次对我们说,“震动得厉害,它会停止的。”

真的,母亲自从有了这架时钟以后,她自己的举动更加轻声了。她到小橱上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几乎忍住了呼吸。

这架时钟开足后可以走上一个星期。不知母亲是怎样记得的。每次总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开足了发条。和时钟一道,父亲带回家来的,还有一个小小的日晷。一遇到天气好太阳大,母亲就在将到正午的时候,把它放在后院子的水缸盖上。她不会看别的时候,只知道等待那红线的影子直了,就把时钟纠正为十二点。随后她收了那日晷,把它放在时钟的玻璃门内。我们也喜欢那日晷,因为它里面有一颗指南针,跳动得怪好看。但母亲连这个也不许我们玩弄。

“不是玩的!”她说,“太阳立刻就下山了,还不赶快做你们的事吗?……”

这在我们简直是件苦恼的事情。自从有了时钟以后,母亲对我们的监督愈加严了。她什么事情都要按着时候,甚至是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时间。

冬天的日子特别短,天亮得迟黑得早。母亲虽然把我们睡眠的时间略略改动了些,但她自己总是照着平时的时间。大冷天,天还未亮,她就起来了。她把早饭煮好,房子收拾干净,拿着火炉来给我们烘衣服,催我们起床的时候,天才发亮,而我们也正睡得舒服,怕从被窝里钻出来。

“立刻要开饭了,不起来没有饭吃!”

她说完话就去预备碗筷。等我们穿好衣服,脸未洗完,她已经把饭菜摆在桌上。倘若我们不起来,她是决不等待我们的,从此要一直饿到中午,而且她半天也不理睬我们。

每次每次当她对我们说几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起了恐惧,因为她把我们的一切都用时间来限制,不准我们拖延。我们本来喜欢那架时钟的,以后却渐渐对它憎恶起来了。

“停了也好,坏了也好!”我们常常私自说。

但是它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坏。而且过了两三年,我们家里又加了一架时钟了。

那是我们阴配的嫂嫂的嫁妆。它比母亲的一架更时新,更美观,声音也更好听。它不用铃子,用的钢条圈,敲起来声音洪亮而且余音不绝。

我们喜欢这一架,因为它还有两个特点:比母亲的一架走得慢,常常走不到一星期就停了下来。

但母亲却喜欢旧的一架。她把新的放在门边的琴桌上,把揩抹和开发条的事情派给了姊姊。她屡次看时刻都走到自己的床边望那架旧的。

“你喜欢这一架”,母亲对姊姊说,“将来就给你做嫁妆吧。当然,这一架样子新,也值钱些。”

我想姊姊当时听了这话应该是高兴的。但我心里却很不快活。我不希望母亲永久有一架那样准确而耐用的时钟。

那时钟,到得后来几乎代替了母亲的命令了。母亲不说话,它也就下起命令来。我们正睡得熟,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起床了;我们正玩得高兴,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睡觉了;我们肚子不饿,它却叫我们吃饭;肚子饿了,它又不叫我们吃饭……

我们喜欢的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的时钟。

姊姊虽然有幸,将得到一架那样的时钟,但在出嫁前两三个月,母亲忽然要把它修理了。

“好看只管好看,乱时辰是不行的,”她对姊姊说,“你去做媳妇,比不得在家里做女儿,可以糊里糊涂,自由自在呀。”

不知怎样,她竟打听出来了一个会修时钟的人,把他从远处请到家里,将那架新的拆开来,加了油,旋紧了某一个螺丝钉,弄了大半天。母亲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用船送他回去。

于是姊姊的那架时钟果然非常准确了,几乎和母亲的一模一样。这在她是祸是福,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以后不再埋怨时钟,而且每次回到家里来,常常替代母亲把那架旧的用日晷来对准;同时她也已变得和母亲一样,一切都按照着一定的时间了。

我呢,自从第一次离开故乡后,也就认识了时钟的价值,知道了它对于人生的重大的意义,早已把憎恶它的心思一变而为喜爱的了。因为大的时钟不合用,我曾经买过许多挂表,既便于携带,式样又美观,价钱又便宜。

我记得第一次回家随身带着的是一只新出的夜明表,喜欢得连半夜醒来也要把它从枕头下拿来观看一番的。

“你看吧,妈,我这只表比你那架旧钟有用得多了,”我说着把它放在母亲的衣下。“黑角里也看得见,半夜里也看得见呢!”

但是母亲却并不喜欢。她冷淡地回答说:

“好玩罢了,并且是哑的。要看谁走得准、走得久呀。”

我本来是不喜欢那架旧钟的,现在给她这么一说,我愈加发现它的缺点了:式样既古旧、携带又不便利,而且摆置得不平稳或者稍受震动就会停止;到了夜里,睡得正甜蜜的时候,有时它叮叮敲着把人惊醒了过来,反之,醒着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却须静候到一个钟头才能听到它的报告。然而母亲却看不起我的新置的完美的挂表,重视着那架不合用的旧钟。这真使我对它发生更不快的感觉。

幸而母亲对我的态度却改变了。她现在像把我当做了客人似的,每天早晨并不催我起床,也并不自己先吃饭,总是等待着我,一直到饭菜冷了再热过一遍。她自己是仍按着时间早起,按着时间煮饭的,但她不再命令我依从她了。

“总要早起早睡,”她偶然也在无意中提醒我,而态度却是和婉的。

然而我始终不能依从她的愿望。我的习惯一年比一年坏了:起来得愈迟,睡得也愈迟,一切事情都漫无定时。我先后买过许多表,的确都是不准确的,也不耐久的;到得后来,索性连这一类表也没用处了。

但母亲却依然保留着她那架旧钟:屋子被火烧掉了,她抢出了那架旧钟,几次移居到上海,她都带着那架旧钟。

“给你买一架新的吧,不必带到上海去。”我说。母亲摇一摇头:

“你们用新的吧:我还是要这架用惯了的。”

到了上海,她首先拿出那架旧钟来,摆在自己的房里,仍是自己管理它。

它和海关的钟差不多准确,也不需要修理添油。只是外面的样子渐渐老了:白底黑字的计时盘这里那里起了斑疤,金漆也一块块地剥落了。

至于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也就得了病,愈加老得快,消瘦下来,没有精力做事情。

“吃现成饭了,”她说,“一切由你们吧。”

她把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了我和妻,常常躺在床上睡觉。

但是她早起的习惯没有改。天才一亮,她就起床了。她很容易饿,我们吃饭的时间就不得不和她分了开来。常常我们才吃过早饭,她就要吃中饭。她起初也等待我们,劝我们,日子久了,她知道没办法,便径自先吃了。

“一天到晚,只看见开饭,”她不高兴的时候,说。“我还是住在乡下好,这里看不惯!”

真的,她现在不常埋怨我们,可是一切都使她看不惯,她说要住到乡下去,立刻就要走的,怎样也留她不住。

“乡下冷清清的没有亲人,”我说。

“住惯了的。”

“把你顶喜欢的子孙带去吧。”

但是她不要。她只带着她那架旧钟回去。第二次再来上海时,仍带着那架旧钟。第三次,第四次……都是一样。

去年秋季,母亲最后一次离开了她所深爱的故乡。她自知身体衰弱到了极度,临行前对人家说:

“我怕不能再回来了。上海过老,也好的,全家在眼前……”

这一次她的行李很简单:一箱子的寿衣、一架时钟。到得上海,她又把那时钟放在她自己的房里。

果然从那时起,她起床的时候愈加少了,几乎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而且不常醒来。只有天亮和三餐的时间,她还是按时的醒了过来。天气渐渐冷下来,母亲的病也渐渐沉重起来,不能再按时去开那架时钟,于是管理它的责任便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我们没有这习惯,常常忘记去开它,等到母亲说了几次钟停了,我们才去开足它的发条,而又因为没有别的时钟,常常无法纠正它,使它准确。

“要在一定时候开它,”母亲告诉我们说,“停久了,就会坏的,你们且搬它到自己的房里去吧,时时看见它就不会忘记了。”

我们依从母亲的话,便把她的时钟搬到了楼上房间里。几个月来,它也很少停止,因为一听到它的敲声的缓慢无力,我们便预先去开足了发条。

但是在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月里,我们忽然发现母亲的时钟异样了:明明是才开足二三天,敲声也急促有力,却在我们不注意中停止了。我们起初怀疑没放得平稳,随后以为是孩子们奔跳所震动,可是都不能证实。

不久,姊姊从故乡来了。她听到时钟的变化,便失了色,绝望地摇一摇头,说:

“妈的病不会好了,这是个不吉利的预兆……”

“迷信!”我立刻截断了她的话。

过了几天,我忽然发现时钟又停止了。是在夜里三点钟。早晨我到楼下去看母亲,听见她说话的声音特别低了,问她话老是无力回答。到了下半天,我们都在她床边侍候着,她昏昏沉沉地睡着,很少醒来。我们喊了许久,问她要不要喝水,她微微摇一摇头,非常低声的说:

“不要喊我……”

我们知道她醒来后是感到身体的痛苦的,也就依从着她的话,让她安睡着。这样一直到深夜,我们看见她低声哼着,想转身却转不过来,便喂了她一点点汤水,问她怎样。

“比上半夜难过……”她低声回答我们。

我觉得奇怪,怀疑她昏迷了。我想,现在不就是上半夜吗,她怎么当做了下半夜呢?我连忙走到楼上,却又不禁惊讶起来:

原来母亲的时钟已经过了一点钟了。

我不明白,母亲是怎样听见楼上的钟声的。楼下的房子既高,楼板又有二层。自从她的时钟搬到楼上后,她曾好几次问过我们钟点。前后左右的房子空的很多,贴邻的一家,平常又没听见有钟声。附近又没有报时的鸡啼。这一夜母亲的房子里又相当不静寂,姊姊在念经、女工在吹折锡箔,间而夹杂着我们的低语声、走动声。母亲怎样知道现在到了下半夜呢?

是母亲没有忘记时钟吗?是时钟永久跟随着母亲呢?我想问母亲,但是母亲不再说话了。一点多钟以后她闭上了眼睛,正是头一天时钟自动地静默下来的那个时候。

失却了一位这样的主人,那架古旧的时钟怕是早已感觉到存在的悲苦了吧?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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