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伦（1941～），四川内江人，剧作家。著有《苦吟成戏》、《巴山秀才》等作品。
近年一些介绍我的文章，往往出于好心，隐去鄙人“阴暗面”，专讲幸运儿。仿佛是头沐春光，脚踏锦绣，一帆风顺走上剧坛。有的评论者，说我能写戏是由于自幼唱戏，熟悉舞台；比较了解我者，则说是由于从小自修，熟悉诗文；更具眼光者，发现我是个“杂种”——艺人和书生集于一身，兼备两种“童子功”……。以上各有道理，本人甘苦自知，补充“交代”：我之所以现在勉强能写几个剧本。基因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对戏剧，不！对人生保持了那么一点“独立思考”。
这个词儿，近年已无贬义；可在三中全会之前，在十年浩劫之中，在批判《武训传》之后，“独立思考”似乎是“脑后生了三根反骨”的近义词，谁沾上谁倒霉！我就因此铸成大错，误了前半生。
解放初期，我刚十岁，早已粉墨登场，小乖而已，绝非天才。只有两个优点：一是唱戏之余总想看书，二是看书之间总爱联想。例如演出《潘金莲》，我扮郓哥，台前卖梨儿，台后捧着郭老的《少年时代》，读到少年沫若单恋嫂嫂，不禁与台前潘金莲单恋小叔子挂上钩来。异想天开，便去问我那搞编剧兼司鼓的父亲：“潘金莲如果遇上郭沫若，叔嫂关系又会怎么样？”这问题涉及政府伟人，吓得谨小慎微的家父连忙制止。一顿臭骂使我没法再问，只好去“独立”思考。据老师们说，我过早倒嗓，尖音一去不返，正是对这类问题“醒”得太早，想得太多的缘故。
性早熟无伤大雅，过早思索社会人生就危乎险哉。记得斯大林逝世，召开追悼会，奏起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的童心略感悲怆，跟着老师们默哀。忽然，有人放声干嚎，像麻五娘哭丧的“调门”！有人当场昏倒，像皇帝驾崩，臣民昏厥的“身段”！有人跪地叩呼“斯大林万岁”，竟与国际歌词发生尖锐矛盾！我的小脑瓜里迅速闪过一丝“独立”思考——这不是做戏吗？是表演啊！当时，肯定也有人和我一样反感，但都比我世故，不像孩子有感必发。我忍不住破涕为笑，两声哈哈，大逆不道！一位身穿黄军装的导演厉声斥责：“这娃娃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家父吓坏了，事后挥拳便打，我拔腿就跑，父亲穷追不舍，爷俩沿着剧场椅子兜圈儿……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真不该笑，错了。可有些老师同志们那种“感情”是否属于“无产阶级”也须待考？中国的文盲艺人，对外国的斯大林缺乏深透了解，真情实感不多，悲戚则合度，昏倒则矫揉。那情景，与周总理逝世时，国遭大难，党处危急，人民切肤之痛，由衷之悲大不相同！后者真实，前者虚假。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观念，建国初期变相继承，一些信徒把马列主义视为宗教，把苏联领袖供为佛祖，把追悼会开成近似迷信葬仪。不客气地说：更有人趁机“表演”以示信徒虔诚，意在给领导留下可靠印象，为入党入团创造阶梯！难怪咱们后来大跳忠字舞，盲从的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培植了。
本人正因从小反感迷信，成年越发“思考”，所以屡罹文祸——一九五七年饱受批判，已够右派分子水平，幸而未到公民年龄，戴不上帽子，罚往农村劳动三年0“四清”运动划为四类，十年浩劫打入牛棚。棚内同犯此去彼来，时而“走资派”，时而“造反派”，反复变换阶下囚和座上宾的位置。我则一派不沾，长期受审，各派统一定性曰：“魏明伦是死硬了的牛鬼蛇神！”
我自身充满矛盾——思想非常敏锐，但感情脆弱，行动怯懦，见手铐变色，闻死刑丧胆，经不起专案组文攻加武斗，只得老老实实交代历年来的“独立思考”。苟全性命于乱世，那副窝囊相，真是不堪回首……
俱往矣，幸赖三中全会的政策逐步落实，书生报国有门，辛勤笔耕，力争一年一戏，一戏一招。去岁赴蓉公演新作荒诞川剧《潘金莲》，又遇见那位知道我老底的导演。阔别多年，从他眼神中，我看出一句潜台词：“这娃娃‘洋起来了’！”是啊，时代变了，我能不变吗？性格从脆变韧，行动从怯变勇，但有一条没变，依然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
譬如《潘金莲》，四川一些同行刚听题材就摇头，严肃地告诉我：周总理早在六十年代就批评了欧阳予倩二十年代旧作《潘金莲》，盖棺定论，这人物不值得写，别去碰枪口！我一面恭听，一面思考：不是刚宣布“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都可以写吗？怎么又划禁区了呢？潘金莲比西太后的罪大么？连西太后都可以写成初具良知，渐变万恶的女主角，又未尝不可以揭示潘金莲由单纯到复杂，由挣扎到沉沦，由无辜到有罪的悲剧主题呢？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吧？欧阳老对潘金莲始于同情没错，如果有错，是错在终于歌颂。我取舍欧阳老的得失，站在八十年代新角度重写《潘金莲》，始于同情，终于惋惜，大约不会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吧？可是，成都几位批评家视而不见两个《潘金莲》主题的区别，断言凡是周总理否定了的题材都不宜搞，再搞就是与总理指示唱“对台戏”！这顶帽子够大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当头棒喝不但没有轰退“老运动员”，反倒敲出了我又一条独立思考：这不是在搞第三个“凡是”么？
我辈既称“探索者”，就得冒险走向前人没有走过，或走了几步又被唬回来了的不毛之地。所谓“改革”，就得首先改革我们民族的盲从性。戏剧观念的更新，必须附丽于人生观念的更新。雕虫小技，治不了戏曲与青年的“代沟”矛盾。历史观、道德观、权威观、价值观、未来观……总而言之，人生观依旧是老一套，戏剧观安得不随之老矣？
说来惭愧，我是个拿不出小学文凭的习作者，安敢妄称剧作家？我知道，出色的剧作家应是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就写不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本人离此标准尚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我不望而却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良师益友的前引后扶之中，在红眼小人的明枪暗箭之间，攀登、摔倒、起来、攀登……。首都一家出版社给我寄来一张表格，其中一栏是“你的格言是什么？”遵嘱填上，我的格言是——我不迷信一切格言！
198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