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著有小说集《隔膜》，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散文集《剑鞘》、《未厌居习作》等。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说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中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论据是：我国的传统，政府中的官吏完全来自民间，既经过公开的考试，又把额数分配到全国各地，并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陆续参加进来，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成了。
“民主”这个词儿来自西方，不是我国所固有，咱们也不必考据这个词儿的语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个大致共通的概念。总之，咱们决不把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们决不把一家老板店，因为他选用了张三李四等人做伙计，就认它是公司组织。在传统政治上，做官只是当伙计。伙计之上有个老板在，就是皇帝。汉唐盛世也罢，叔季衰世也罢，皇帝总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无非像聪明的畜牧家一样，给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挤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败家子的行径，只顾一时的纵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业尽量糟蹋，结果至于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众的全体利益着想，那是不能想像的事。如今咱们心目中的民主却是真正的“公天下”，全体民众个个是老板，成个公司组织，决不要一个人当老板，由一批伙计来帮他开店。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国的传统政治认为咱们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过了份，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强强加上“中国式的”四个字，以便含混过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说得委婉些，可以借用《庄子》里所说的，“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说得直捷些，就是他们想做官，为了想做官，宁可违犯几个月以前发布的《审查图书杂志条例》中“不得歪曲历史事实”的条款。
放过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不谈，且来谈谈做官。自古以来，做官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板，当他的伙计，帮他的忙。“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时代不同，不会有现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说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个找到了个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处于伙计的地位，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损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的。所以“致君尧舜上”只成为自来抱着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尧舜当时是否顾到民众的全体利益，史无明文。咱们只知道一般历史家的看法，尧舜而后再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皇帝。梦想不得实现，于是来了“不遇”的叹息，来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学。这是说，没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个合式的老板，我就不预备当伙计就是了。那当然与老板毫无关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样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专制。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而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实在不算过分。所以二疏勇于早退，传为千古美谈。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代，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
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做皇帝的。历代打天下的与篡位的，都不是知识分子。这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实力，他注定是个伙计的身份。既然注定当伙计，即使他胞与为怀，立志要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碰到老板这一关，就只好完全打消。张横渠的“四句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单看第四句，他说要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太平？依咱们想来，该是指民众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众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个概念，是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试想，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的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这样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伙计们所能容许的吗？这样的太平真个“开”了出来的时候，还有皇帝和他的伙计们存在的余地吗？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学家的口头谈说，心头念诵，而太平始终开不出来，历代的民众始终在苦难中过活。
能够帮助皇帝的是好伙计0皇帝要开道帮他开道，要聚敛帮他聚敛，要提倡文术就吟诗作赋，研经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说孝怎样怎样有道理，这些人所得的品评虽然未必全好，可是在当时总可以致身显贵，不愁没有好的享受。然而与民众的全体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民众的全体利益出发，他们只是帮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马光编了一部史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资治”，不是说这是皇帝的参考书吗？司马光当然是个好伙计。还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没有能够推行。而今人却认他为大政治家。现在不问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单问他计划他的新政，到底为宋室打算，还是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想来也只能说他是宋神宗的一个好伙计，而不是代表什么民众的利益的吧。你要做官，不论做得好做得坏，只能站在皇帝的一边。站在皇帝的一边，自然不能同时站在民众的一边。武断一点说，我国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站在民众一边的官。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要想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时代过去了，皇帝没有了，国家的名号也换过，改称民国了，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还是在那里养成一批伙计，看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是一副伙计的嘴脸。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众能不能做成老板的问题。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个激变，那时候，该实现的实现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识分子守着传统的伙计精神，以不变应万变，却是绝对没有安身立命的余地的。
选自《叶圣陶散文》甲集，1983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