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七岁，在西藏雪域的高原部队当卫生兵，具体工作是化验员。
一天，一个小战士拿着化验单找我，要求做一项很特别的检查。医生怀疑他得了一种古怪的病，这个试验可以最后确诊。
试验的做法是：先把病人的血抽出来，快速分离出血清。然后在摄氏五十六度的条件下，加温三十分钟。再用这种血清做试验，就可以得出结果来了。
我去找开化验单的医生，说，这个试验我做不了。
医生说，化验员，想想办法吧。要是没有这个化验的结果，一切治疗都是盲人摸象。
听了医生的话，本着对病人负责的精神，我还仔细琢磨了半天，想出一个笨法子，就答应了医生的请求。
那个战士的胳膊比红蓝铅笔粗不了多少，抽血的时候面色惨白，好像是要把他的骨髓吸出来了。
我点燃一盏古老的印度油灯。青烟缭绕如丝，好像有童话从雪亮的玻璃罩子里飘出。柔和的茄蓝色火焰吐出稀薄的热度，将高原严寒的空气炙出些微的温暖。我特意做了一个铁架子，支在油灯的上方。架子上安放一只盛水的烧杯，杯里斜插水温计，红色的汞柱好像一条冬眠的小蛇，随着水温的渐渐升高而舒展身躯。
当烧杯水温到五十六摄氏度的时候，我手疾眼快地把盛着血清的试管放入水中，然后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度计。当温度升高的时候，就把油灯向铁架子的边移动。当水温略有下降的趋势，就把火焰向烧杯的中心移去。像一个烘烤面包的大师傅，精心保持着血清温度的恒定……
时间艰难地在油灯的移动中前进，大约到了第28分钟的时间，一个好朋友推门进来。她看我目光炯炯的样子，大叫了一声说，你不是在闹鬼吧，大白天点了盏油灯！
我瞪了她一眼说，我是在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正像孵小鸡一样地给血清加温呢！
她说，什么血清？血清在哪里？
我说，血清就在烧杯里呀。
我用目光引导着她去看我的发明创造。当我注视到水银计的时候，看到红线已经膨胀到七十摄氏度。劈手捞出血清试管，可就在我说这一句话的工夫，原本像澄清茶水一般流动的血清，已经在热力的作用下，凝固得像一块古旧的琥珀。
完了！血清已像鸡蛋一样被我煮熟，标本作废，再也无法完成试验。
我恨不得将油灯打得粉碎。但是油灯粉身碎骨也于事无补，我不该在关键时刻信马由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空白化验单像一张问询的苦脸，我不知填上怎样的回答。
最好的办法是找病人再抽上一管鲜血，一切让我们重新开始，但是病人惜血如命，我如何向他解释？就说我的工作失误了吗？那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化验员，这不是给自己抹黑吗？
想啊想，我终于设计出了如何对病人说。
我把那个小个兵叫来，由于对疾病的恐惧，他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
我不看他的脸，压抑着心跳，用一个十七岁女孩可以装出的最大严肃对他说：我已经检查了你的血，可能……
他的脸刷地变成霜地，颤抖着嗓音问，我的血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得了重病？
这个……你知道像这样的检查，应该是很慎重的，单凭一次结果很难下最后的结论……
说完这句话，我故意长时间地沉吟着，一副模棱两可的样子，让他在恐惧的炭火中慢慢煎熬，直到相信自己罹患重疾。
他瘦弱的头颅点得像啄木鸟，说，我给你添了麻烦，可是得了这样的病，没办法……
我说，我不怕麻烦，只是本着对你负责，对你的病负责，还要为你复查一遍，结果才更可靠。
他苍白的脸立刻充满血液，眼里闪出星星点点的水斑。他说，化验员，真是太谢谢了，想不到你这样年轻，心地这样好，想得这么周到。
小个子说着，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撸起袖子，露出细细的臂膀，让我再次抽他的血。
我心里窃笑着，脸上还做出不情愿的样子，很矜持地用针扎进他的血管。这一回，为了保险，我特意抽了满满的两管鲜血，以防万一。
古老的油灯又一次青烟缭绕，我自始至终都不敢大意，终于取得了结果。
他的血清呈阴性反应。也就是说——他没有病。
再次见到小个子的时候，他对我千恩万谢。他说，化验员哪，你可真是认真哪。那一次通知我复查，我想一定是我有病，吓死我了。这几天，我思前想后，把一辈子的事都想过了一遍。幸亏又查了一次，证明我没病。你为病人真是不怕辛苦啊！
我抿着嘴不吭声。
后来领导和同志们知道了这样事，都夸我工作认真并谦虚谨慎。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为自己当时的灵动机智而得意。
我的年纪渐长，青春离我远去，肌体像奔跑过久的拖拉机，开始穿越病魔布下的沼泽。有一天，当我也面临重病的笼罩，对最后的化验结果望穿秋水的时候，我才懂得了自己当年的残忍。我对医生的一颦一笑察言观色，我千百次地咀嚼护士无意的话语。我明白了，当人们忐忑在生死边缘时，心灵是多么的脆弱。
为了掩盖自己一个小小的过失，不惜粗暴地弹拨病人弓弦般紧张的神经，我感到深深的懊悔。
我们可以吓唬别人，但不可吓唬病人。当他们患病的时候，精神是一片深秋的旷野，无论多么轻微的寒风，都会引起萧萧黄叶的凋零。
让我们像呵护水晶一样呵护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