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月，欧洲和东南亚的二十二个外交部长在德国开会。新加坡外长教训欧洲人：“我们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试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方必须学习去尊重对方的不同。”
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
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是冷战后的几年；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算起。风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
什么时候，李光耀变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国人的案件刚过去，新加坡在9月吊死了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已经废除死刑的欧洲人议论纷纷。我并不特别同情这个荷兰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没有理由因为他是欧洲人而对他法外开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至少，它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而我可是个道地的亚洲人。
我不赞成死刑。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屑的人被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愿意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愛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只我一个亚洲人。日本，韩国，台湾……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国内也很多，只不过我们外面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罢了。
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么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说“我们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这一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包皮皮括进去。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原载1994年10月10日台北《中国时报》）
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梅子
不久前遇到一位来自缅甸、在本地工作数个月的医生，听他诉说离乡背井之情怀，也谈起他居留在新加坡的感受。据悉，获准出国的缅甸人向来受到严格限制，近年来政府比较开放，获准出国工作的人也有所增加。目前在本地工作的缅甸人近千人，多数是工程师、医生。可惜他们的专业资格未受到国际承认。因此，他打算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准备报考美国的医学士学位，然后在该地发展。他认为这里有理想的学习环境，他不但修读英文，也学会不少简单的方言。
新加坡给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的廉洁公正。比较起来，这里的人民非常幸运，他不明白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牢騷？他认为这么好的政府，这么有条理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我们是生长在一个平稳的社会中，如温室中的花草，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人们都会觉得不寻常而作出反应。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意见或批评都是出自内心的关切，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可能有些人的态度太过情绪化，却未必有恶意的动机。人们提意见，特别是书面形式，都应当成有诚意的关心和交流，让人们把心中的疑虑，开诚布公地提出来讨论，使政府部门或首长有机会了解有关课题在民间的反响。这方面，报章等大众媒体扮演着沟通桥梁的角色。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领导层更能听取和容纳不同的意见，报章和媒体的过滤也显得更有伸缩性，这是可喜的现象。相信也是这个原因，我们有机会读到原载台北《中国时报》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见《联合早报》1994年10月14日《言论》版）。
龙应台的论调，使我想起最近一位来访的留日本选修社会学的台湾学生所作的谈话。针对新加坡的生活，她认为生活费高、物价贵，令她觉得负担重之外，她还是很羡慕我们。虽然新加坡是那么一个蕞尔小岛，物资都靠外来供应，但是，我们的独立自主，社会的和谐，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的日本留学生，她的同学，当被询及国籍时，都能大声地说我是新加坡人。台湾的学生却常遇上尴尬的局面，许多时候她报上的台湾籍都被改为中国籍，使她觉得难堪。不知尊严何在！她的一席话，使我倍觉我们所拥有的主权，是得之不易，是应该好好地珍惜。
另一方面，我们不时在电视荧光屏、报章上看到有关台湾境内政治斗争，在国会中或公开集会上大演铁公鸡，甚至发生流血事件的报道，不知那些是否龙应台所谓“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国度所常发生的事？
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小叶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国土后，面对新加坡花园般的城市、高科技的管理、齐备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虽然我也多次去过东南亚各国，但我最喜爱的还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里，我连续到新加坡十三次！每次来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内阁资政李光耀。他亲自掀起了“中国热”，使我们中国人有机会了解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中国人也有更多机会到新加坡来和新加坡人做贸易，对新加坡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短短的时间里，新加坡独立地将自己国家建设得这么好，这在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论！中国虽然人口多土地阔，但“向新加坡学习”的口号已提出几个年头。只要你到中国做生意，你可以问任何一个做国际贸易的中国商人：“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商人？”我估计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加坡商人！”并不是说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钱赚，但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小。
笔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去年7月一个偶尔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笔生意。虽然利润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的严肃作风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从此我们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就多了起来！
笔者办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虽已在深圳上市股票，最近又计划在新加坡上市，并获新加坡有关当局批准。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在欧美国家上市股票？”他们说：“还是新加坡好！”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的人好”，这一句话涵义十分之深！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人情、法律和制度！这对一个多次来过新加坡的我来说，深深理解这句话的内涵！也十分赞叹这家公司的选择！
但是，当我看到《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台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标题时，倒吸一口冷气，细细看下去，觉得这个龙应台的话缺乏正常的逻辑。我始终想不出来“新加坡在9月吊死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和“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连。我不知道龙应台指责新加坡政府“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这句话所指的新加坡政府何时何地要去代表这个台湾人去说话！
恕我直言，龙应台的话实在不能让人服气！但是，字里行间流露的文才确是不凡，我周围欣赏过这篇佳作的同事，都异口同声让我写文章建议龙应台再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或许是本土本乡本情写出来更能感人！
当然，龙应台也想不到她这篇文章被新加坡报纸转载了，更想不到新加坡人立即进行了反驳！连中国人也要来打抱不平，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龙应台肯定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新加坡！但我还是要告诉她：
我爱新加坡！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人）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一得
远适欧洲的台湾女人龙应台，以身非新加坡人而沾沾自喜，却选择在台北报章对新加坡大放厥词。居心何在，令人费解。
这个以舞文弄墨为专业的女人，首先对新加坡领袖冷嘲热讽一番，指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全体亚洲人（包皮皮括她这个道地亚洲人在内）发言。
其次，她把新加坡法律批评得一文不值，声言：“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最后，她还以挖苦的口吻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就不好玩了。”
尽管她不是新加坡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也不太好玩。新加坡政府当然不会去把她抓来五花大绑拍照或打屁股，道地的新加坡人却不会轻易放过她，如乐子与梅子两位青年写作者便对她作出了强烈反应，连原籍香港的新加坡公民陈敏明也站出来说公道话。
自称“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的龙女子，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既是亚洲人亦是新加坡人的我，也深为她不是新加坡人而感庆幸。
理由很简单：她既不喜欢新加坡，新加坡也不欢迎这么一个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者。
如果她不幸生为新加坡人，而又不得不终老于斯的话，她显然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嘛忍气吞声，挨受连嚼口香糖都没有自由，而又有人要教她怎么做愛生几个小孩的无聊生活。果如此，只怕她不消几时便会活活闷死。
要嘛积极从政，招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新政党，或加入现成的反对党，或以独立人士身分参加竞选。一旦进入国会，便可声嘶力竭地为全体新加坡人争取自由。必要时还可脱下高跟鞋当武器，以期打出一个自由天地来。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林义明
台湾作家龙应台最近在台北《中国时报》写了一篇题为《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指“新加坡无权代表亚洲，没有傲慢的权利，没有资格代表她这个台湾人”。本报上星期转载这篇文章，结果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一些读者立刻撰文表达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这包皮皮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国人和香港人。
其实，台湾人公开对新加坡表示不满，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前几年，就有一个台湾歌星表示他“来新加坡后有被Yan割的感觉”，结果许多新加坡人大为愤怒，纷纷撰文攻之。
这里，我要表明一个立场，我不是想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来和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分庭抗礼，也没必要举出一大堆论据证明“我不赞成金权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欢看到议员在立法院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在电视机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对方没资格提出批评。这最终会演变成情绪化的谩骂，对引导龙应台“这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了解真相，将无助益。
龙应台似乎对新加坡有许多不满，她最不满的是“新加坡代表亚洲说话，尤其是代表她说话”，原因在于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姑且不讨论龙应台是否是以一种“大中华正统文化继承人”的姿态来批评新加坡，因为这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我认为，让所有的人了解龙应台所说是否属实，不让这种论调混淆视听更为重要。
整个逻辑很简单
整个逻辑很简单。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把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尽管如此，新加坡从来不敢以整个亚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己是个小国，但小国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构成外国人阻止它说出心里话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价值现强加在亚洲国家身上，以及吁请西方应该学习尊重亚洲国家的不同，点，并不是新加坡独创的言论。事实证明，在许多国际场合，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不断提出同样的言论；就连很需要美国照顾的日本和韩国，也在必要时提醒西方，亚洲价值观必须受到尊重，而韩国和日本正是龙应台所谓“很多人想法和她一致”的国家。
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
所以，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新加坡从来没想过要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说话。如果龙应台因新加坡没在发言支持多数亚洲国家的立场时，考虑她的想法，而一厢情愿地指责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过于自我膨胀。新加坡当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说话，凑巧的是，这也正是许多亚洲国家要说或已说过的话；
如果龙应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亚洲的情况，以致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只能说：“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说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亚洲说话，企图抹杀新加坡人以亚洲人身分说话的权利。
其实，新加坡的总理、内阁资政和部长在国际场合发言时，谈论亚洲价值现的机会不多，多数时候是大力吁请西方国家到亚洲投资。由于新加坡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已赢得西方国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资金引导到亚洲国家的角色。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包皮皮括台湾）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贡献深表感激，它们不可能反对新加坡为亚洲进行宣传，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或许龙应台只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训”欧洲人，却不知道（也许她“选择”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励欧洲国家到亚洲投资的事实，否则，她就不会一股脑儿地指责新加坡以亚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给新加坡套上“亚洲经济代言人”这个称号。
除了不满新加坡“代表”她讲话之外，龙应台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新加坡之处。她说：“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事实真是如此吗？
她说，有这种想法的亚洲人在台湾“多的是”。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台湾权威性杂志《天下》最近对新加坡国情提出的客观评价，就不难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认为台湾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因为“大多数台湾居民共同的梦，是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共同的梦）是社会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论调恰恰和《天下》相反
龙应台也许更应该撰文指责《天下》凭什么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讲话，因为她的论调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数台湾居民所要的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谓的“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在龙应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并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她认为，新加坡国内有很多和她一样想法的人，还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结果，她再次犯上一厢情愿的老毛病。
这让我想起《庄子》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龙应台一开始就认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也许这是她自己的猜测，也许这是她从一些西方报章或台湾报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却不知道多数新加坡人其实都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为治安良好所带来的人身自由，以及作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严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没有“那一点点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报章上拜读龙应台的文章，并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计错误不免贻笑大方
许多亚洲国家都了解，只有在经济成长持续，社会纪律得以维持，人民丰衣足食的情况下，人民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假设龙应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写出这样的文章，则如果真有“不好玩”之处，那恐怕就是她一厢情愿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计错误，最终不免贻笑大方。
支持新加坡代表亚洲人说话
——郭生
前几天的《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龙应台女士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龙文的主要论点有两点，一是新加坡没有资格做亚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训西方人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
我认为，凡是亚洲人，无论他来自富裕的日本，还是来自贫穷的柬埔寨还是老挝，当他面对一个或一群欧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们亚洲人是怎样怎样的，这个并不过分。关键要看场合，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国际场合，说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的，甚至“教训”欧洲人，我认为是理直气壮的行为，并不存在资格不资格的问题。
如果他跑到台湾，说我们亚洲人应该怎样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对亚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这应当是允许的。
亚洲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大区域，不同的人从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角度出发表达不同的亚洲文化观，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新加坡人表达亚洲文化价值现的机会比较多一些，也比较方便一点。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个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新加坡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用英语表达个人思想见解比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被称为新加坡奇迹，令很多世人瞩目。
新加坡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于历史、人文的原因，作为亚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较容易与西方人相处，西方人面对新加坡人的时候，不太会像面对其他亚洲人那样建立“心理壁垒”（因为新加坡人口中有欧洲人，也因为新加坡比较国际化）。如果一个中国大陆的官员一开口讲话，西方人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共产党，接下来的逻辑是共产党即专制，心理上早已严阵以待，很难心平气和地讨论文化差异这样的话题。他们至今仍把今天的中国与统一前的东德等同看待（如指责中国运动员服食禁药，他们不明白今天的中国已不需要靠运动员的优异表现来支撑国际威望）。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利害关系，即贸易与防务。文化交流限于民间层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还没有消除。
关于这一点，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优势，西方人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心里，总是嘀咕，日本人说的“yes”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至于台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来就不便在国际社会中“抛头露面”，像水底下的鱼，只要露出水面，就会有被强按下去的危险。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么其他亚洲人又是否同意。
台湾人喜用“肢体语言”和“街头打斗”来表达个性尊严与自由这种“民主”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丢尽了全世界华人的脸，给人强烈的印象是华人就不应该享有民主。
龙女士发此论，大概是因为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中比较“抢镜头”（抢眼）。
对西方社会大声地宣扬亚洲人的文化价值现，应该是每个亚洲人的义务和职责。只要有机会，有适当场合，就应该大声地讲。因为，时至今日，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文化价值现差异还很大，西方人对亚洲人还是不理解。他们认为处死一个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们却认为，让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和发展是有害，以前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民主，个性尊严和自由是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容忍别人与自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观点，这是最起码的。
（作者是中国大陆人）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雅瑶
南来移居狮城不觉已足七年之久，虽然还不是“红登记”的持有人，但感觉上这里已是我的家。偶尔遇上亲朋戚友，总被问及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例如新加坡好吗？是不是管得很严？会不会很闷？不冲厕所真的要罚款吗？曾读过一本外地杂志，似用嘲笑态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罚”。近日也在报上读到某些针对本地内政的意见舆论，这倒给我一个启示，什么是以讹传讹，尽信书不如无书。我认为只有亲身经历，才是最佳见证。
我不懂政治、经济，对文化、价值观等的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是一个负责煮饭烧菜、带孩子、做家务的平凡家庭主妇，没资格去评论、分析以上有关的课题，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确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活在这个国度里，所以理所当然地可以谈谈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及感受。
新加坡拥有“花园城市”之美名，得来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统有计划并持之恒的政策；为这美好名声奠下稳固的基础，当然刻苦耐劳，尽忠职守的清洁工人，居功不浅，在此衷心谢谢他们。一张纸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轻视丢一张纸屑的后果，情况肯定糟透，惨不忍睹，为了防范未然，政府立法请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洁工人，也满合理的。为了不致沦为被“羞辱”的对象，不随处乱抛垃圾，是最实际的行动。唯传媒没必要过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胶（注：即口香糖），对我而言没什么损失，我还有许多别的选择，那又何须介怀？
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国人应体谅及支持“有选择的阅读”政策。近日报上能读到批评新加坡的文章，足见政府的过滤选择，仍是宽容的、理智的。
公共厕所内并没有装上纪录仪器，没有干扰民众。所谓罚款，目的是给阁下一个警惕、一个告诫。如厕后冲水，理所当然，违法受罚，没啥奇怪，无须小题大做。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人口的变化对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力，政府经过仔细研究后订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据，况且爱生几个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结婚，并无强行下旨，强迫受范，人民仍有最后的选择权，并没有抵触个人自由与尊严。
总结而言，本地某些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赞同附和，这里还未达到人人梦想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标准。即如考试制度，虽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点，但当还没有出现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时，它仍然是大家认可的衡量标准。近似的道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少不了牺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环境，作出适时的调整，灵活变通乃维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铁一般的事实是最佳的见证，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动不动的示威斗争，没有严重的交通阻塞，没有令人吃惊的通货膨胀。这里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态度严明的政府、稳定的政治、高经济成长、整洁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乐业。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相信许多人在观赏国庆日表演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被热情雄浑的歌声、飘扬舞动的旗帜、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动，我也不例外。然而这感觉只是瞬间跃过，始终觉得这悉心营造的气氛显得有点人工化，并遥不可及，真正牵动心弦的倒是去年当政府介绍新加坡体操运动同时推出的宣传片时，荧光屏出现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在参与体操运动，尽管他们的动作生硬，不太纯熟，但脸上却堆满笑容，个个乐在其中，享受运动的乐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销他们的功绩、威信，而是以父母师长关怀之心，诚恳地推介保健强身之法，顿时觉得画面异常的温馨、美好，一股暖流缓缓透过心头。融洽和谐的气氛告诉我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报》报道，新加坡在未来几年内将投下巨资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看来我们未来的生活质素将作更进一步的提升。至于这种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会失去尊严，其中是苦或是乐，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爱吾土
——李珏
热爱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实在无须气恼龙应台女士《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14日《联合早报》转载）。批评与指责是龙女士的专业。她在《野火集》一书批评台湾，到了中国北京和上海，从飞机场的公务人员到菜市场摆摊位的菜贩，都令龙女士深深地不满，因此地写了《吵架》（原刊于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汇报），后转载于1993年12月10日的《北京晚报》），因此龙女士这篇《还好》不足为奇。
新加坡的国民并不是没有看到这国家的瑕疵，并不是不知道这里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试问哪一个国家是？龙女士可能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们多数国民却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一名过了四十而应当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一个看到新加坡国旗升起时会流几滴热泪的人。客居过美国，也到过其他国家旅行，我的心从未向往过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一生受惠于斯。
80年代在美留学时，台湾来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起个洋名，“叫起来方便些。”（我的美国老师和美国同学却努力地学叫我的本名。）有些台湾朋友则问为什么“不留下来？”但来自新加坡的同学或朋友初次在异地见面时却总是先直问“计划什么时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热，但爱家浓惰难于稀释！
这种相属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妇相属之道：爱彼此的美，也同时接受对方的不美，却又不绝望于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为更好。结束之前，愿敬赠龙女士一首笔者为此暂意译的歌，作词的是LloydStone，他的谱曲取自西贝流士（Sibelius）的“Finlandia”。
和平之歌
吾国天空蓝过海洋，陽光普照松林但在别的土地上亦陽光四射，且天色也蓝啊！万国之主，请听我的和平祷歌为着我的家园为着别的土地同样献上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劲草
假设我能活到九十四岁，上半段的岁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会环境里度过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来到新加坡，甚至将全家人的前途，交给这个世界知名的严谨统治模式的社会。然而，移民的抉择，那份悲痛感受，看来龙应台是幸运地不必去体验的，但她可有想到过，人在陌生的环境里，竟能够“不劳而获”地受到欢迎，那种奇妙的感觉，绝非局外人能够体会的。
若说这里的人和善可亲，抑或说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话，倒不如说：因为这里的繁荣进步速度较缓慢，未发展到令人民烦躁不安，这里的政府给予人民照顾得很周全，国民极普遍地没有近忧，发牢騷的话，重点着意于投标拥车证的价格太高；要购买房产的话，政府管不住高价上涨。我回读者一句话，大家可曾有亲身感受过“放任政策”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认为，要合理地辩论一个社会的优缺点，首先应知道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见过有哪个国家领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论来办事，就可享有兴盛的国家。我们在谈论时，只不过将不同制度的优缺点拿来比较，看谁具备更可取之处，有哪些难题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直到今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说有任何治国方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想：
华人的起居饮食世界里，没有一处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么自由洒脱，但是政府对犯罪者的宽容态度，使人难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现有的良好社会治安方式，协助使香港继续繁荣兴旺下去，确保在邓小平之后，维持香港的经济奇迹，这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都有好处。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要告诉大家：“还好我是一个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