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谁加油？
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个中国的奥运金牌运动员今天到了香港，万人空巷，香港人为他们疯狂。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看到这样的镜头，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为他们加油吗？”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德国，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是什么呢？怎么看个新闻要惹出这么不消化的问题？
她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为不为台湾队加油啊？”
我又开始想，嗯，台湾队……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说，如果台湾队是跟——尼泊尔或者越南或者非洲的苏丹比赛，说不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这些国家很弱势啊。
朋友懒得理我了，自顾自嘟哝说，“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可只为中国队加油。”
她两个月前才离开中国。
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安德烈？是什么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电视上的人们单纯，热烈，奋力伸出手，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我想的却是：这五十个人，在香港大选前四天，被北京“派”到香港来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简直就是政治工具，他们清楚吗？或说，他们在乎吗？
你说，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到哪儿去了？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素朴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情感？我觉得凉凉的。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以作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我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
们自己。然后突然，“中国人”这词变成了别人，甚至是“敌人”，而我们变成“台湾人”。然后尴尬的局面就常出现，譬如说，讲“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中国人的美学”时，很多人句子讲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么讲完这个句子，因为，民进党执政以来，自称“中国人”在今天的台湾可能招来白眼，极端不正确。但是把句子改掉，说，“勤俭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台湾人的美学”，又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于是有很多句子不能说了。昨天在电视新闻还看见一个台湾的部长，正要赞美工程人员的认真辛劳，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简直要天打雷劈了，他马上中途截断，改口“我们台湾人”。他面对镜头，心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凉”来自哪？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一种泡得过度肿胀的“台湾民族主义”使我反胃，反胃到疼的地步。政治人物用一只手把“台湾第一”和“爱台湾”掺血涂在自己额头上，然后伸出另一只手去指控别人爱台湾爱得不够。最近有十一个院士和很多民间团体站出来反对军购，行政院长，也就是西方的首相，竟然说，反对军购的人在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上有问题。
你或许会跳起来：用西方的词汇理解，说出这种话的就是个所谓右翼分子，怎么是这样一种人在作台湾的首相？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安德烈，这个首相以前还是个不错的地方首长，对文化也有点概念。但是很多人一掌大权，就走样。我其实也很困惑。权力的腐蚀力实在太大了。
中国的运动员被派遣来做政治演出，台湾的选手一样，被政治人物召见，拥抱，被推出去竞选，被招进来亲善。你知道，一个被长年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民族主义的饲料——不管是中国牌还是台湾牌的，我们都被
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被操弄得变形了。
但是有一个相反的东西却使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归属：耻感。当代表我的总统跑到国际的舞台上，耍的却是国内的弄权政治，我特别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商人跑到贫穷的国家访问，把钞票抛向空中让赤脚的孩子去抢，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觉得羞耻。当国际新闻报道台湾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制造工厂如何不人道地对待工人，我觉得羞耻。
这份羞耻，使我知道我是台湾人。
美国出兵伊拉克那几天，我出席了一个宴会。宾客来自很多不同国家。有一个人被介绍时，主人随口说，“斯蒂夫是美国人。”斯蒂夫一听，深深一鞠躬，说，“对不起。”他很认真地说，“对不起。”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大家仿佛都懂了。觥筹交错，一时安静下来。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只要见到美国队就疯狂喊加油吧。
我们这一代人，心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我们的所谓国家，尤其是一些自称代表国家的人。
所以，十八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你意味什么？你觉得自己是“欧洲人”，还是“德国人”？德国的历史，它的土地、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以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你，还有你十八岁的朋友们，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押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欧洲已经是深秋，森林都变金黄色了吧？我们这儿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
一天比一天亮。孩子，答应我，踢完球满头大汗时，不要直接吹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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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