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处大西洋之滨，鱼很多，钓鱼为乐的人亦自不少。长岛上便有羊头坞，几十条渔船，专载搭客赴大西洋附近各处钓鱼。春季一来，钓客渐多。今天是立春，此去又可常去钓鱼了。到了夏季七八月间，鲅鱼正盛，可以通夜钓鱼。每逢星期日，海面可有数十条船，环顾三五里内，尽是渔艇。在夜色苍茫之下，灯光澈亮，倒似另一世界。记得一晚，是九月初，鲅鱼已少，但特别大。我与小女相如夜钓，晨四点回家，带了两条大鱼，一条装一布袋，长三尺余，看来像两把洋伞，惊醒了我内人。
纽约鱼多，中国寓公也多，但是两者不发生关系。想起渔樵之乐，中国文人画家每常乐道。但是这渔樵之乐，像风景画，系自外观之，文人并不钓鱼。惠施与庄子观鱼之乐，只是观而已。中国不是没有鱼可钓，也不是没有钓鱼人，不过文人不钓罢了。真正上山砍木打柴的樵夫，大概寒山拾得之流，才做得到。文人方丈便不肯为。陶侃运甓，那才是真正的健身运动。陶渊明肩锄戴月，晨露沾衣，大概是真的，他可曾钓过鱼，然传无明文。赤壁大概鲥鱼很多而味美，东坡住黄州四年，可以钓而不钓，住惠州，住琼州，也都可以钓，而未尝言钓，不然定可见于诗文。不知是戒杀生，或是怎样。大概文人只站在岸上林下观钓而已。像陆放翁那种身体，力能在雪中扑虎，可以钓，而不钓。他的游湖方式，是带个情人上船，烹茗看诗看情人为乐，而不以渔为乐。
历史上想想，只有姜太公钓鱼，严子陵富春江的钓台近似。姜太公是神话，严子陵钓台离水百尺以上，除非两千年来沧海已变，钓台也只是传说而已。王荆公在神宗面前，把一盘鱼饵当点心吃光，此人假痴假呆，我不大相信。韩愈是钓鱼的。记得东坡笑韩退之钓不到大鱼，想换地方，还是钓不到。这是东坡从惠州又徙琼州，立身安命自慰的话。其实韩愈也不行。今日华山有一危崖，是游人要到山峰必经之路。路五六尺宽，两边下去是深壑千丈。这地方就叫做“韩愈大哭处”。后来毕沅做陕督，登华山，不敢下来，又无别路，还是令人把酒灌醉，然后用毛毯把他卷起抬下来。文人总是如此。
相传李鸿章游伦敦，有一回，英国绅士请他看足球赛。李氏问：“那些汉子，把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李氏摇摇头说：“这么大热天，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这可说明中国文人不钓鱼的原因。台湾教育，有“恶性补习”害人子弟。当局若不赶紧设法救济，将来国内后生，也决不敢钓鱼，最多观鱼而已。
我想女子无才便是德，有德便无才，文人不出汗，出汗非文人，这也是古人所谓天经地义之一。
其实不然。垂钓并不必出汗。而其所以可乐，是因钓鱼常在湖山胜地，林泉溪涧之间，可以屏开俗务，怡然自得，归复大自然，得身心之益。足球棒球之类，还是太近城市罢，还是人与人之斗争。英国十七世纪钓鱼名著《The Complete Angler》（by I. Waltom）列入文学，就是能写到钓鱼时林涧之美，自然之妙。其书又名为《The Contemplative Man's Recreation》，意思是钓鱼是好学深思的人的娱乐。所以钓鱼与烟斗的妙用，差不多相同（Thackeray称烟斗也能发人深思），在静逸的环境中，口含烟斗，手拿钓竿，涤尽烦琐，与自然景色相对，此种环境，可以发人深省，追究人生意味，恍然人世之熙熙，是是非非，舍本逐末，轻重颠倒，未尝可了，未尝不欲了，而终不可了。在此刹那，野鸟乱啼，古木垂荫，此“触袖野花多自舞”之时也。顽石嶙峋，鱼虾扑跳，各自有其生命，而各自有其境界；思我自白驹过隙，而彼树也石也，万古常存，此“野花遮眼泪沾巾”之时也。
凡人在世，俗务羁身，有终身不能脱、不想脱者0由是耳目濡染愈深，胸怀愈隘，而人品愈卑。有时看看庄子，是好的，接近大自然，是更好的。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讲唐诗人孟郊废弛职务，日与自然接近，写得最有意思：“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南五里有投金濑，草木甚盛，率多大栎，合数十抱，藂蓧蒙翳，如坞如洞。地洼下，积水沮洳，深处可活鱼鳖辈。大抵幽邃岑寂，气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无人者。东野得之忘归。或比日，或间日，乘驴，后小吏，经（迳）蓦投金渚一往，至得荫大栎，隐岩蓧坐于积水之傍，吟到日西还。”后来因此丢了差事。此孟东野所以成为诗人。
孟东野、李长吉都是如此。黄大痴也是如此。人生必有痴，而后有成，痴各不同，或痴于财，或痴于禄，或痴于情，或痴于渔。各行其是，皆无不可。
我最爱张君寿一首咏一对讨渔夫妇的诗：
郎提鱼网截江围，妾把长竿守钓矶；
满载鲂鱼都换酒，轻烟细雨又空归。
人生到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