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论“幽默”（Humour）的文，讲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诙摹”，略近德法文音。）中国人虽素来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来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分径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礼统。不是很庄重的讲什么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个毛病在中国很古的，所以诗有毛序，韩序，申培诗说，而《左传》文中便出了一位道学先生——刘歆），便是完全反过来讲什么妖异淫秽不堪的话（这个毛病在中国也是很古的，所以有《杂事秘辛》、《飞燕外传》、《汉武帝内传》等等屈指不可胜数的杰作）。因为仁义道德讲得太庄严，太寒气迫人，理性哲学的交椅坐的太不舒服，有时候就不免得脱下假面具来使受折制的“自然人”出来消遣消遣，以免神经登时枯馁，或是变态。这实是“自然”替道学先生预防疯狂的法子，而道学先生不自觉。所以今日上海三马路及北京东安市场能够有什么《黑幕大观》、《中国五千年秘史》、《妇女百面观》、《九尾龟》等等之盛行于世；所以某报之“俱乐部”除了“三河县的老妈”、“公寓中之生活”、“厕所里的婚姻问题”、“新文化之狗男女”、“同床共宿”一种题目以外，便无所以为俱乐之资料；所以六十岁老翁无肉欲可言之“吴吾”除去“杂事还须续秘辛”以外便无法以资消遣。换过来说。拿起西人詹姆士的一本心理学或是F. C. S. Schiller's Humanism讲学理的书，虽无肉欲可言之六十岁老翁，也未尝不可以借作一种最高尚的精神消遣。说来说去，还是我们中国人吃亏，其原因乃西洋讲学理的书常可以带说一两句不相干的笑话，惟此笑话不是彼笑话，不是三河县老妈的笑话，乃是“幽默”（幽默是什么东西，让我在此地神秘一点儿别说穿了妙）。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这句话懂的人（识者）一读便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手心也还是不知其所言为何物。所以从前陈独秀大肆其锐利之笔锋痛诋几位老先生们，从一方面看起来，我也以为是他欠“幽默”（impotence of humour）。我们只须笑，何必焦急？近来做杂感栏文章的几位先生好的多了，然而用别号小品文字终觉得有点儿不希奇。若是以“鲁迅”来说些笑话，那是中国本有的惯例，若是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来替社会开点雅致的玩笑，那才合于西洋“幽默”的身格（幽默不是怎样卑鄙的，说他也不是丢脸的事）。若是做细腻可爱骂人有步骤的只是“○然”、“○生”，那是无可无不可的，若是有一位周作人先生不屑说些不相干的话来占《晨报副刊》的篇幅，我才承认新文学受过了西方化，因为有这个观念常在我心头，所以今天早上看见《东方时报》英文第一面有一段文论南池子路旁一个露天的拴马的地方，替这马做了一段很不短的文章，又给他照了五个影片，加以记者极有趣的按语，临时触着我的意念，以为这种“不大正经”的勾当在中文报上主笔先生们一定是“不屑干”的。其中英文又极好，又可以拿来做说不正经话不必丢脸的例，及如何可以使我们的生活不太干燥无聊的例，所以就立定主意拿他来做这征求翻译的试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