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中，没有在上海呆过多久，但是上海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因为它的一切都和我心幕上的亲爱的人的面庞，联系在一起！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那是清朝光绪年间）曾跟着我的祖父和父母亲住过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我不知道是在上海的什么地区，但那两楼两底的上海式弄堂房子，很小的天井，很高的大门，我却记得十分清楚。
解放以前，上海是租界区，是冒险家的乐园，街市旅馆，喧闹不堪。我记得一九三六年我再次赴美，从上海上船，这时我住在新亚饭店，因为这间饭店，曾划出一层楼来，专给不打牌，不摆酒的客人居住，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难能可贵的！我给这饭店题签名本时，曾写着说，“因为有了新亚饭店，使我不怕再经过上海”。
也就是这时候，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在他家里做了极好的福建菜，给我饯行，就在这次的席上，我会见了我所尊重而未见过的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
话说回来吧，一九二七年，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工作，测量局在华界，我们的家就住在徐家汇，和父亲工作的地方，只一河之隔。那时我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只在年假暑假，才回到上海去。这时期，也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到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外出，只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在徐家汇家里，会见了我的小弟弟的朋友，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这是我和他们结交的开始。
一九三○年的一月，我的母亲在上海逝世了。我们议定不把她的遗骨运回福州，而把她葬在上海的虹桥公墓（抗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北平逝世，解放后他的遗骨也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因为：“上海是中途，无论我们南下北上，或是到外国去，都是必经之路，可以随时参拜。”现在听说虹桥公墓已经迁徙，父母亲的遗骨也不知道迁到哪里，但是我的心却仍旧是依偎在那一片土地上的。
解放后，上海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朋友惊叹地对我说的：“在上海，已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它是整齐，宁静，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信与庄严！我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和六十年代的初期，陪日本女作家松岗洋子和三宅艳子两次南下参观的时候，都住过上海的上海大厦（前百老汇大厦），和平饭店（前华懋饭店），和锦江饭店等，这些饭店现在都是很安静而又整洁。我陪日本朋友参观了上海的少年宫，参拜了鲁迅墓……这其间，我的朋友靳以和巴金还陪我去逛了豫园，参观了园内的点春堂，那本是小刀会的驻扎地。我们在九曲桥上徐步，他们给我介绍了上海解放前后的许多奇险而壮丽的人民革命的场面和事迹。他们还请我到城隍庙吃酒酿圆子和面筋百叶，据说这些都是上海著名的小吃——这些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