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您被控在今年九月三日用言语和行动侮辱本县警察日金、乡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万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个人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受到您的侮辱。您承认犯了这些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是个满脸皱纹的军士，生着一张好像有刺的脸。这时候他垂下两条胳膊，两只手贴着裤缝，用闷声闷气的沙哑嗓音答话，咬清每个字的字音，仿佛在下命令似的：
“老爷，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的一切条款，法庭有理由让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这件事全是由一具死尸惹出来的，祝他的灵魂升天堂！三号那天我跟我妻子安菲莎正在心平气和、规规矩矩地走路，可是抬头一看，却瞧见河岸上站着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我要请问：老百姓有什么充分的权利聚在一起？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法律上写着人可以成群结伙吗？我喊道：‘散开！’我就动手推那些人，叫他们散开，各回各的家，我还吩咐乡村警察揪着他们的脖子把他们赶走……”
“容我插一句嘴，您根本就不是县里的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赶散人群是您的事？”
“他管不着！他管不着！”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人们的说话声，“他闹得人没法活了，老爷！我们受他的气有十五年了！自从他脱离军队回家以后，大家就恨不得逃出村子去才好。他骑在大家的脖子上！”
“正是这样，老爷！”作证的村长说，“我们整个村子都在抱怨。说什么也没法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了！不管我们抬着圣像游行也罢，办喜事也罢，或者，比方说，出了什么岔子，他处处都管，嚷啊叫的，吵吵闹闹，老是要人家守规矩。他拧小伙子的耳朵，暗地里监视娘们儿，深怕出什么事，好像他是她们的公公似的……前几天他跑遍全村各户人家，吩咐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根本就没有一条法律准许唱歌。”
“请您等一下，回头您还有机会发言，”调解法官说，“现在先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讲下去。您接着说，普里希别耶夫！”
“是，先生！”军士声音沙哑地说，“您，老爷，多承指教，说赶散人群不是我的事……好……可要是乱了套呢？难道可以容许老百姓胡闹吗？法律上有哪一条写着老百姓可以由着性儿干？我不能容许，先生。要是我不把他们赶走，不管他们，还有谁来管？谁都不懂什么叫做真正的规矩，全村子，老爷，可以说，只有我一个人才懂得该怎么对付那些老百姓，老爷，我什么都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军士，是退役的军需中士，在华沙的司令部里当过差，这以后，不瞒您说，我堂堂正正退了伍，进了消防队，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我又离开消防队，在一个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过两年看门人……所有的规矩我都懂，先生。可是庄稼汉是普通人，什么也不懂，应当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为他们好。比方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我赶散人群，可是在河边沙地上却躺着一具从水里打捞上来的尸首。我要请问，他有什么理由躺在那儿？难道这合乎规矩？本县的警察是管什么的？我就说：‘你，本县的警察，为什么不报告长官？也许这个淹死的人是投河自尽的，可也许这件事里头有西伯利亚的味道呢[1]。说不定这是犯刑事罪的杀人案……’可是县里的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说：‘这个人是谁，在这儿指指点点的？他是打哪儿来的？’他说，“难道缺了他，我们就不会办事？’我就说：‘既然你站在那儿，满不在乎，可见你这个傻瓜就是什么也不懂。’他说：‘昨天我就已经报告县警察分局的局长了。’我就问：‘干什么报告县警察分局的局长？这是根据法典里哪一条？像淹死啦、吊死啦，和这一类别的案子，难道能由县警察分局的局长办？’我说，‘这是刑事案子，民事诉讼嘛……’我说，‘眼下得赶紧派专人呈报侦讯官先生和法官先生。’我说，‘你首先就得打个报告，送到调解法官先生那儿去。’可是他，县里的警察，一直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这样。大伙儿都笑，老爷。我敢为我的供词发誓。这个人就笑过，那一个也笑过，日金也笑过。我说：‘你们干吗龇着牙笑？’不料县里的警察说：‘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我一听这话，简直火冒三丈。警察，你不是说过这话吗？”军士转过脸对县里的警察日金说。
“说过。”
“大家都听见你当着所有老百姓的面说出这种话来：‘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大家都听见你说过这种话……我，老爷，顿时火冒三丈，甚至都吓坏了。我就说：‘你再说一遍，混蛋，你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他就把那句话又说一遍……我走到他跟前。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警察局的警察，居然要反对官府？啊？’我说：‘你知道吗？要是调解法官先生高兴的话，他们就能因为你说过这话而认定你行为不端，把你送到省里的宪兵队去。’我说：‘你知道调解法官先生们会因为你说出这种有政治色彩的话而把你发配到哪儿去？’可是乡长说话了：‘调解法官根本就不能管他职权以外的事。只有小案子才归他审。’他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藐视官府？’我说：‘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要不然，老兄，事情可就要不妙。’当初我在华沙，或者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看门人的时候，一听见有什么不成体统的话，就往街上瞧，看有宪兵没有。‘老总，’我说，‘你到这儿来。’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报告他。可是在这村子里，你去跟谁说呢？……我心里的火就上来了。我看见如今的人又放肆又犯上，心里就有气，我就抡起胳膊来给了他一下子……不过，当然，不是打得很使劲，而是正正经经而又轻轻地随手给了一下，让他不敢再用那样的话说老爷……县里的警察却给乡长撑腰……于是我也打县里的警察……这一下子就乱打起来了……我是一时性起，老爷，嗯，不过话说回来，不打人也不行。如果你见了蠢人不打，你的灵魂就背上了罪过。何况这是为了正事……出了乱子……”
“容我插一句嘴！出了乱子自有人管。县里的警察、村长、村里的警察就管这种事……”
“县里的警察不能样样事都管到，而且警察又不如我这么明白事理……”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关您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奇怪，先生……人家胡闹，却不关我的事！那该怎么样，要我称赞他们还是怎么的？喏，他们对您抱怨，说我不准唱歌……可是唱歌有什么好处？放着正事不干，他们却唱歌……还有，他们养成风气，晚上点起灯坐着。应该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们又说又笑。我已经记下来了！”
“您记下了什么？”
“记下谁点起灯坐着。”
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油污的纸片，戴起眼镜，念道：
“‘点了灯闲坐着的农民计有伊万·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佛罗夫、彼得·彼得罗夫。大兵的寡妇舒斯特罗娃同谢苗·基斯洛夫私姘。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行巫术，他的妻子玛夫拉是巫婆，每到夜间就去挤别人家奶牛的奶。’”
“够了！”法官说，然后开始审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惊讶地瞧着调解法官，那个法官分明不是站在他这一边。他那对暴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看了看调解法官，看了看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何以调解法官那么激动，何以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时而响起抱怨声，时而响起抑制的笑声。法官的判决他也不理解：坐一个月的牢！
“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大惑不解地摊开两只手，“根据哪一条法律？”
他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也没法活下去了。他脑子里满是阴郁沮丧的思想。然而临到他从审讯室里走出去，看见农民们在那儿互相拥挤和谈话，他却拗不过老习惯，把两只手贴在裤缝上，用沙哑的气愤声调嚷道：
“老百姓，散开！不许成群结伙！回家去！”
1885年
* * *
[1] 意谓“这可能是凶杀案”；在帝俄时代，杀人犯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