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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了。到了晚上，到处都是坟堆，四周空无一人。我现在是在靠近安徽边界的一个林场里给你写信。卞忠礼回家照顾老婆生孩子去了，要到今年秋末再来。这儿全是松树。卞忠礼说我可以一直在这个农场住下去，可他留下的干粮却只能支持到明天。恐怕还是得走。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东边，西边，南边还是北边。我不敢肯定这封信能落到你的手中。晚上雨下得真大，我忽然想到给你写封信。也不知为什么，总是有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这样死了。我已经觉得厌倦了，说不定明天一觉醒来，就会给他们捉住。自从去年的中秋之夜逃离梅城至今，已经过了七个多月。在这七个多月中，我只洗过三次澡。要是你在大街上遇见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认不出来。可就是这样，卞忠礼昨晚还想对我动手动脚，两个人僵持到后半夜，他就放弃了。十毛十主十席说，希望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实他若是再坚持一下，我多半会屈服的。
我随身带来的钱早已用完了，怎么办？我每晚几乎都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自己被人五花大绑，押上刑场，押上公判台，而你却站在台下微笑。你为什么要笑？然后，囚车就把我带到一个废弃的打靶场上，是打靶场。因为我记得四周的红十墙边矗一立着一排十胸十环靶，地上的草已经枯了。一个身背钢的行刑队员像鬼一样，悄悄地来到我的身后，在我的十腿十弯里揣了一脚，我当时就就跪了下来。四周静极了，我听见他从皮套里掏手，掏了几次都没有掏出来。我在想，他要是一直掏不出来，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逃过一死？冷冷的管已经顶在我脑袋上了，我回过头来对他说，请等一下。他把口罩往下一拉，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报告，我要撒尿！那个人古怪地笑了一下，说，待会儿声一响，你自然就会小一便失十禁的。他刚说完，就响了。真的，我像一只牲口似的，大小一便失十禁。又过来几个人提起我的两只脚，倒拖着走。我能感觉到那是秋天，因为草已经枯了。他们把我拖到囚车边，把我整个抬离地面，然后“嘭”的一声扔到车上。直到那时，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因为我仰面躺在车上，双脚还在十抽十搐。那样子虽然不好看，好在你不在现场。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这么难看地死了，可你却并不在现场。随后我就真的死了。
我真的怕死，把这个死想上一万遍，告诉自己不要害怕，还是没有用，我还是怕死。我在电十影中看到女十共十一产一十党十员被反动派抓了去，历经种种酷刑的折磨，还坚持高呼革命口号，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若是换作了我，哪怕只要朝装满辣椒水的罐子或是老虎凳什么的看上一眼，恐怕也会吓得当场招供。像我这样一个人，意志薄弱，百无一用，根本就不该出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就像是那一片女人最珍贵的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不过我现在不恨任何人。不恨钱大钧。不恨白庭禹。不恨金玉。不恨汤碧云。甚至，也不恨白小娴。有一次，我看见你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白小娴的照片。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暗暗地用曲别针在她左眼扎了一个窟窿。我这个人够坏的吧？要说恨的话，真正恨的只有一个人。
云泥两隐，无奈纸尽。五月十五日。
这封信分作两页，密密麻麻地写在两张香烟包装纸的反面。一张是“大生产”，一张是“光荣”牌。信上没写抬头，而落款的“云泥两隐”是旧时候通信时常用的一句套话，意思是知名不具。“泥”字不过是写信人的自称，“云”字则指的是收件人，无非是自谦。但在谭功达看来，这个落款暗示了两人云泥霄壤的不同处境，多多少少也含有讥讽之意，这是姚佩佩的一贯作风。
这封信看上去没写完，但谭功达从字里行间猜测，姚佩佩最恨的人恐怕正是自己。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一层，他在令人揪心的痛苦中竟然也感到了一丝喜悦。可她在“不恨白小娴”这句话前面用了“甚至”二字，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中不难看出女孩子那蛮不讲理的曲折心思。这么一想，他就觉得此刻佩佩似乎就坐在他的对面，正调皮地看着他。
他打开钱包，从里面翻出白小娴的那张相片来。那是一张白小娴的练功照，她梳着马尾辫，穿着短十裤十，一条十腿十搭在练功房的栏杆上，十陽十光从玻璃顶上泻下来，她的皮肤白得很不真实。他很快就在白小娴左眼的眼眶处发现了一个小白点，果然是曲别针留下的痕迹……
写信的日期是五月十五号，可邮戳上的日期则是五月三十号，由此可以推断出，这封信隔了整整十五天才寄出。也许是林场附近找不到邮局，或者佩佩对是否要寄出这封信感到犹豫不决。对一个在逃的疑犯来说，写信对自己行踪和藏身地暴露的危险不言而喻。而对于姚佩佩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来说，她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层。邮戳上标明她投寄的地点是“莲塘镇邮电所”，谭功达的身边没有带地图，所以他很难确定“莲塘”的具体一位置。不过从信件的十内十容来看，这个地方应该靠近安徽边界，反正离开梅城已经相当的远了。想到这里，他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谭功达坐在桌前的灯下，久未动弹，双一十腿十不由地一阵发麻。外面的雨早已停了，蝉声复鸣，青蛙聒噪。他又抓过这封信来，从头至尾又细细读了一遍。收信的地址是梅城县人民政一府，佩佩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花家舍。他看见信封上的原址被圆珠笔划去了，下面出现了一行“花家舍人民公社查转”的字样。很显然，这字迹出于信访办的老徐之手。因为在这行小字的旁边，还有一个用圆珠笔圈着的大大的“徐”字。仔细研究信封上的字迹，谭功达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这看起来并非无关紧要。老徐在信访办兼管收发，这至少可以说明，除了邮局的工作人员之外，老徐是惟一的经手人。也就是说，这封信在到达谭功达手里的时候，基本上是安全的。
不过，谭功达自身的危险十性十也显而易见的存在。将一个公开通缉的杀人犯的来信隐匿不报，本身就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按照谭功达在梅城县长达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依照他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了解，我们的专十政机关对于这一类罪行的惩罚通常是极为严厉的，甚至有可能超过凶犯本人。如果这封信落到了公十安人员的手中，或者说姚佩佩一旦被捕，受不了刑讯十逼十供（关于这一点，她自己在信中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而招出给他写信的细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姚佩佩的被捕，只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说，谭功达本人潜在的危险随时都会兑现。说不定，公十安人员已经掌握了她藏匿地的可靠线索，正在赶赴莲塘的途中……
恐惧的念头从一开始就存在，甚至当他在楼下第一眼看到这个信封的时候，巨大的惊恐就随之出现，不过，在当时，这种恐惧感被暂时遮蔽住了。现在，他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谭功达的忧虑显然还不止于此。对姚佩佩的忠诚必然意味着对国家机器的背叛，意味着对十十八岁就投入其中的这个组织以及全部信念的背叛，意味着对无产阶级专十政的公然挑衅，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彻底诀别……当然，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这封信立即交出去。
这个念头只是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也带给他深深地羞辱和自责。姚佩佩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死活，冒着暴露自己的行踪的危险，甚至明知这封信不一定能够寄到自己的手里，却依然决定给自己写信，相形之下，自己是多么的自私、怯懦、肮脏！除了自责之外，他的心里多少还有点歉疚，正是自己把姚佩佩从梅城浴一室搭救出来的愚蠢动机，永远地改变了她的命运。他一次次地重复着记忆中的这个关节点，让时间停留在一九五三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谭功达双手相扣，垫于头下，和衣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帐子，在嗡嗡的蚊子声中，一十夜没有合眼。他的太十陽十穴十一像一个小兽，一刻不停地跳动着，隐隐作痛，而脑子已经完全乱了……
花家舍出早工的钟声当当地响过之后，他终于从床上满头大汗地坐了起来。他决定烧掉那封信。
他从门背后找来一只簸箕——还好，簸箕是用铁皮做的，把佩佩的来信连同信封都点着了火，付之一炬。在火光中，他意识到自己就此与逃亡途中的姚佩佩建立了十共十犯关系，既激动又伤心。信胆上的齿轮、麦穗和拖拉机图案在火焰的吞噬中痛苦地扭曲着，最后，所有的纸张都变成了深黑十色十，变成了又薄又脆的灰烬。有一种说法，秘密信件即使被烧成了灰烬，可一旦到了公十安部门的技术专家手里，他们甚至有办法能让信件的十内十容完全复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谭功达笑了一下，兀自十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你太多虑了！不过他还是把灰烬一点点地放在手掌里十搓十碎，直到它完全变成了一堆细细的粉末，每一粒纸屑绝对无法承受一个字的重量，这才站起身来，打开了那扇朝北的窗户。
窗下有一丛茂密的金银花。黄十色十和白十色十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在金银花藤的边上，有一个蓄满雨水的低十湿十的小水坑。他将簸箕伸出窗外，小心翼翼地倒下去。那些纸屑的细末纷纷扬扬，无声地落在水面上，风一吹，几道涟漪过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这天早晨，谭功达下楼时，在楼梯口碰到了八斤。他正蹲在地上，在一只大木盆里用刀剁着胡萝卜：“谭同志，你，好像有开着电灯睡觉的十习十惯，是不是？”
他停下手里的薄刀，望着谭功达。
谭功达愣了一下，随后抱歉地笑了笑，说自己躺在帐子里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忘了关灯。
“这样不好。”八斤的脸上还挂着笑，可表情却相当严肃：“眼下正是夏忙季节，工农业生产用电都很吃紧。在花家舍，虽说用电不花钱，可我们还要时时不忘节约。您想想，一度电虽然不算什么，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度电，花家舍公社一十共十有1687户居民，一年按360天计算，那一年下来就是六七四十二，进四，六八四十十八，加四进五，六六三十六，咦，我怎么算不过来了呢，你来帮我算算……”
他扳着手指头算了半天，也没算出个头绪。可谭功达早已经离开那里了。
这天上午，谭功达去了一趟村里的新华书店，从那里买了一张中华人民十共十和国行政区划图和一本厚厚的地图册，又在隔壁的供销社买了一盒图钉。他将这幅巨大的地图用图钉钉在墙上，对照着地图册，很快从墙上的地图上找到了莲塘的大致位置。它位于朔望之南，旧铺与马坝之间，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五角星，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她怎么会想起来跑到那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