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以少校马上来访为借口推辞了阿尔贝的邀请，但他和巴浦斯汀所说的确是实情。七点钟刚敲过，也就是在贝尔图乔受命到欧特伊去的两小时以后，一辆出租马车在大厦门前停了下来，等乘客在门口下车以后，立刻就急匆匆地驶开了，象是感到羞于做这项差使似的。从马车上下来的那个人是位年约五十二岁的男子，身穿一件在欧洲流行了很久的那种绿底绣着黑青蛙的外套。他的裤子是用蓝布做的，皮鞋非常干净，但擦得并不很亮，而且鞋跟略微太显厚了一点儿；戴着鹿皮手套；一顶有点儿象宪兵常戴的那种帽子和一条黑白条纹的领结。这个领结如果不是主人爱惜的话，原本可以不用了。这位漂亮人物拉动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门上的门铃，问基督山伯爵阁下是不是住这儿，在得到门房是的答复以后，他便进门，顺手带上门，开始踏上台阶。
来人的头部既小且瘦，头发雪白，长着灰色浓密的胡须。
等候在大厅里的巴浦斯汀不费力气地就认出这位等待着的来客，因为对于他的容貌，他事先已得到详细的通告。所以，不等这位陌生客通报他的姓名，伯爵就已接到了通报，知道他到了。他被领进一间朴素高雅的会客厅里，伯爵面带笑容地起身来迎接他。“啊，我亲爱的先生，欢迎之至，我正恭候您呢。”
“大人真的在等候我吗？”那位意大利人说道。
“是的，我接到通知，知道今天七点钟您来这儿。”
“那么，至于我来的事，您已接到详细通知了吗？”
“当然喽。”
“啊，那就好了，我特别怕这个程序给忘记了呢。”
“什么程序？”
“就是把我要来的情况事先通知您。”
“不，不，没有忘记。”
“但您确信您没有弄错吗？”
“我确信如此。”
“大人今天晚上七点钟等候的真是我吗？”
“我可以向您证明，您完全不必怀疑。”
“噢，不，不用了，”那意大利人说道，“不必麻烦了。”
“是的，是的，”基督山说道。他的客人似乎稍稍有点不安。“我想想看，”伯爵说道，“您不是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侯爵阁下吗？”
“巴陀罗米奥·卡瓦尔康蒂，”那意大利人高兴地答道，“是的，我确实就是他。”
“前奥地利驻军中的少校？”
“我是位少校吗？”那老军人怯生生地问道。
“是的，”基督山说道，“您是位少校，您在意大利的职位就相当法国的少校。”
“好极了，”少校说道，“我不需要您多说了，您知道”
“您今天的访问不是您自己的意思。”基督山说道。
“不是，当然不是。”
“是别人要您来信？”
“是的。”
“是那位好心肠的布沙尼神甫吧？”
“一点不错。”少校快活地说道。
“您带了封信来吧？”
“是的，这就是。”
“那么，请给我吧。”基督山接过那封信，拆开来看。少校一对大眼睛凝视着伯爵，然后把房间里的情形察看了一眼。
他的凝视几乎很快又回到房间主人的身上。“是的，是的，对了。‘卡瓦尔康蒂少校，一位可敬的卢卡贵族，佛罗伦萨卡瓦尔康蒂族后裔，’”基督山大声往下念着，“‘每年收入五十万。’”基督山从信纸上把眼睛抬起来，鞠了一躬。“五十万，”他说，“可观！”
“五十万，是吗？”少校说。
“是的，信上是这么说的，这一定没有假，因为神甫对于欧洲所有的大富翁的财产都了如指掌。”
“那么，就算五十万吧。但说老实话，我倒没想到有那么多。”
“因为您的管家在跟您捣鬼。那方面您必须得改进一下。”
“您让我开了窍，”那位意大利人郑重地说，“我该请那位先生开路。”
基督山继续读着那封信：“‘他生平只有一件不如意的事。’”
“是的，的确，只有一件！”少校说，并叹息了一声。
“‘就是失掉了一个爱子。’”
“失掉了一个爱子！”
“‘是在他幼年时代让他家里的仇人或吉卜赛人拐走的。’”
“那时他才五岁！”少校两眼望着天，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不幸的父亲！”基督山伯爵说，然后继续念道，“‘我给他以再生的希望，向他保证，说你有办法可以给他找回那个他毫无结果地寻找了十五年的儿子。’”少校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焦急的神色望伯爵。“这种事我有办法。”基督山说。
少校恢复了他的自持。“呵，呵！”他说，“那么这封信从头到尾都是真的了？”
“您不相信吗，巴陀罗米奥先生？”
“我，当然，当然相信。象布沙尼神甫这样一个担任教职的好人不可能骗人，也不可能跟人开玩笑，可大人还没有念完呢。”
“啊，对！”基督山说，“还有一句附言。”
“是的，是的，”少校跟着说，“还——有——一——句——附——言。”
“‘为了不麻烦卡瓦尔康蒂少校从他的银行提款，我送了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支票给他用作旅费，另外再请他向你提取你欠我的那笔四万八千法郎。’”
少校一脸焦急的神色一直持续到那句附言读完。
“好极了。”伯爵说。
“他说‘好极了，’”少校心中自语，“那么——阁下——”他答道。
“那么什么？”基督山问。
“那么那句附言——”
“哦！那么附言怎么样？”
“那么那句附言您也象那封信的正文一样可以接受吗？”
“当然喽，布沙尼神甫和我有点关系。我记不得到底是不是还欠着他四万八。可我敢说，我们不会因其中的差额起纠纷的。那么，您对于这句附言觉得很重要吗，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我必须得向您解释一下，”少校说，“因为十分信任布沙尼神甫的签字，我自己并没有另带着钱来，所以如果这笔钱保证不了的话，我在巴黎的情形就要很不好过了。”
“象您这么有身份的一位人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受窘呢？”基督山说。
“哦，说真话，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少校说。
“但人家总认识您的吧？”
“是的，人家认识我，那么”
“请说吧，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那么您可以把这四万八千里弗付给我的了？”
“当然啦，随便您什么时候要都可以。”少校的眼睛惊喜地睁得圆圆的。“但请坐，”基督山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想了些什么，竟让您站在那儿一刻钟。”
“没关系。”少校拖过一把圈椅，自己坐下了。
“现在，”伯爵说，“您想吃点儿什么东西吗？来一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阿利坎特葡萄酒？”
“阿利坎特葡萄酒吧，如果不麻烦的话，我喜欢喝这种酒。”
“我有几瓶上好的。您用饼干下酒好不好？”
“好的。我吃点饼干，多谢您这样周到。”
基督山拉了拉铃，巴浦斯汀出现了。伯爵向他迎上去。
“怎么样？”他低声说道。
“那个青年来了。”贴身跟班也低声说道。
“你把他领到哪一个房间去了？”
“照大人的吩咐，在那间蓝客厅里。”
“对了，现在去拿一瓶阿利坎特葡萄酒和几块饼干来。”
巴浦斯汀走了出去。
“真的，”少校说，“这样打扰您，实在于心不安。”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伯爵说。
巴浦斯汀拿了酒和饼干进来。伯爵把一只杯子斟满，但在另一只杯子里，他只把这种红宝石色的液体滴了几滴。酒瓶上满是蛛丝，还有其他种种比一个人脸上的皱纹更确切地证明这确是陈年好酒。少校也十分聪明地拿了那只斟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伯爵叫巴浦斯汀把那只盘子放在他的客人旁边，客人就带着一种很满意的表情啜了一口阿利坎特酒，然后又津津有味地把他的饼干在葡萄酒里蘸了蘸。
“哦，先生，您长住在卢卡是不是？您又有钱又高贵，又受人尊敬——凡是使一个人快乐的条件，您都具有了？”
“都具有了，”少校说，急忙吞下他的饼干，“真是都具有了。”
“您就缺少一样东西，否则就十全十美了，是不是？”
“就缺少一样东西。”那意大利人说。
“而那样东西就是您那个失踪的孩子！”
“唉，”少校拿起第二块饼干说，“那的确是我的一件憾事。”这位可敬的少校两眼望天，叹息了一声。
“尽管告诉我，那么，”伯爵说，“您这样痛惜的令郎，究竟是谁呢？因为我老是以为您还是一个单身汉。”
“一般都是那么说，先生，”少校说，“而我”
“是的，”伯爵答道，“而且您还故意证实那种谣传。我想，您当然是打算掩饰青年时代的一次不检点，免得社会上传得纷纷扬扬？”
少校的神色又复原了，重新装出他那种一贯的从容不迫，同时垂下他的眼睛，大概是想借此恢复他面部的表情或帮助他想象；他时不时朝伯爵偷看上一眼，但伯爵的嘴角上依然挂着那种温和的好奇的微笑。
“是的，”少校说，“我的确希望这种过失能瞒过所有人。”
“起因当然不能怪您，”基督山答道，“因为象您这样的人是不会犯这种过失的。”
“噢，不，当然不能怪我。”少校说着，微笑着摇摇头。
“得怪那位做母亲的？”伯爵说道。
“是的，得怪那位做母亲的——他那个可怜的母亲！”少校说道，并拿起第三块饼干。
“再喝一点酒，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伯爵一面说，一面给他倒第二杯阿利坎特葡萄酒，“您太激动啦。”
“他那可怜的母亲！”少校吞吞吐吐地说着，尽量想让他的意志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泪腺，以使便出一滴假眼泪来润湿他的眼角。
“我想，她出身于意大利第一流家庭吧，是不是？”
“她的家庭是费沙尔的贵族，伯爵阁下。”
“她的名字是叫——”
“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噢，”基督山说，“您告诉我也多余，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伯爵阁下是无所不知的。”那意大利人说，并鞠了一躬。
“奥丽伐·高塞奈黎，对不对？”
“奥丽伐·高塞奈黎！”
“一位侯爵的小姐？”
“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顾她家庭的反对，总算娶到了她？”
“是的，我娶到了她。”
“您肯定把那各种文件都带来了吧？”基督山说。
“什么文件？”
“您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证书，你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我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出生登记证——令郎的名字不是叫安德烈吗？”
“我想是的。”少校说。
“什么！您‘想’是的？”
“我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他已经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倒也是，”基督山说。“那么您把文件都带来了吗？”
“伯爵阁下，说来十分抱歉，因为不知道非要用那些文件，所以我一时疏忽，忘了把它们带来了。”
“那就很不好办了。”基督山答道。
“那么，它们非要不可吗？”
“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呀。”
少校用手抹了一抹他的额头。“哎呀，糟了，必不可少！”
“当然是这样，说不定这儿会有人怀疑到你们结婚的正当性或者你们孩子的合法性！”
“没错，”少校说，“可能会有人怀疑的。”
“倘若如此，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可就非常不乐观了。”
“那时他极其不利。”
“或许那会让他错过一门很好的亲事。”
“太糟了！”
“您必须知道，在法国，他们对这些是很看重的。象在意大利那样跑到教士那儿去说‘我们彼此相爱，请您给我们证婚’那是不行的。在法国，结婚是一件公事，正式结婚必须有无懈可击的证明文件。”
“那真不幸，我可没有这些必需的文件。”
“幸好，我有。”基督山说。
“您？”
“是的。”
“您有那些文件？”
“我有那些文件。”
“啊，真的！”少校说，他眼见着他此次旅行的目的要因缺乏那些文件而落空，也深怕他的健忘或许会使那四万八千里弗产生麻烦，“啊，真的，那就太走运了，是的，实在走运，因为我从来就没想到要把它们带来。”
“我一点都不奇怪。一个人不能面面俱到呀！幸亏布沙尼长神甫您想到了。”
“他真是个好人！”
“他非常谨慎，想得极其周到。”
“他真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少校说，“他把它们送到您这儿了吗？”
“这就是。”
“少校紧握双手，表示钦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这是教士的证书。”
“是的，没错，是这个。”那位意大利人惊诧地望着说。
“这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受洗登记证，是塞拉维柴的教士出具的。”
“完全不错。”
“那么，拿走这些证件吧，不关我的事了。您可以把它们交给令郎，令郎自然要小心保存起来。”
“我想他一定会的！如果他遗失了”
“嗯，如果他遗失了怎么办呢？”基督山说。
“那么，”少校答道，“就必需得去抄一份副本，又得拖一些时间才能弄到手。”
“这事就难办了。”基督山说道。
“几乎是不可能办的。”少校回答。
“我很高兴看到您懂得这些文件的价值。”
“我认为它们是无价之宝。”
“哦，”基督山说，“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
“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那位意大利人焦急地照着重复了一遍。
“至于高塞奈黎侯爵小姐——”
“真的，”少校说，好象觉得眼前突然又冒出问题来了，“难道还得她来作证吗？”
“不，先生，”基督山答道，“而且，她不是已经——对自然偿清了最后的一笔债了吗？”
“唉！是的。”那意大利人回答。
“我知道，”基督山说，“她已经去世十年了。”
“而我现在才追悼她的不幸早逝！”少校悲叹着说，然后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抹抹右眼，然后又抹抹左眼。
“您还想怎么样呢？”基督山说，“大家都难逃一死。现在您要明白，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您在法国不必告诉别人说您曾和令郎分离过十五年。吉卜赛人拐小孩这种故事在世界的这个区域并不经常发生，不会有人相信。您曾送他到某个省的某所大学去读书，现在您希望他在巴黎社交界来完成他的教育。为了这个理由，您才不得下暂时离开维亚雷焦，自从您的太太去世以后，您就一直住在那儿。这些就够了。”
“您是这样看吗？”
“当然啦。”
“好极了，那么。”
“如果他们听到了那次分离的事——”
“啊，对了，我怎么说呢？”
“有一个奸诈的家庭教师，让府上的仇人买通——”
“让高塞奈黎家族方面吗？”
“一点不错，他拐走了这个孩子，想让府上这一家族绝后。”
“这很说得过去，因为他是个独子。”
“好，现在一切都说妥了，这些又唤起的往事现在不要轻易忘记了。您肯定已经猜到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了吧？”
“是件大喜事吧？”那意大利人问道。
“啊，我知道一个做父亲的眼睛和他的心一样是不容易被骗过的。”
“嘿！”少校说。
“有人把秘密告诉您了吧，或者您大概已猜到他在这儿了吧。”
“谁在这儿？”
“你的孩子——您的儿子——您的安德烈！”
“我的确猜到了，”少校带着尽可能从容的神气回答。“那么他在这儿了吗？”
“他来了，”基督山说道，“刚才我的贴身跟班进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来了。”
“啊！好极了！好极了！”少校说着，他每喊一声，就抓一抓他上衣上的纽扣。
“我亲爱的先生，”基督山说道，“我理解你这种感情，您需要有些时间来适应您自己。我可以用这点时间去让那个青年人准备好这一场想念已久的会见，因为我想他内心的急切也不亚于您呢。”
“这我可以想象得到。”卡瓦尔康蒂说道。
“好吧，一刻钟之内，您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
“那么您还用带他来吗？您难道还要亲自带他来见我吗？您真是太好啦！”
“不，我不想来插到你们父子之间。你们单独见面吧。但不必紧张，即使父子之间的本能不提示您，您也弄不错的。他一会儿从这扇门进来。他是个很好看的青年人，肤色很白——也许太白了一点——性格很活泼，您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他了，还是您自己来判断吧。”
“慢着点儿，”少校说，“您知道我只有布沙尼神甫送给我的那两千法郎，这笔款子我已经花在旅费上了，所以”
“所以您要钱用，那是当然的事，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嗯，这儿先付您八千法郎。”
少校的眼睛里奕奕闪光。
“现在我只欠您四万法郎了。”基督山说。
“大人要收条吗？”少校说着，一面把钱塞进他上装里面的口袋里。
“要收条干什么？”伯爵说。
“我想您或许要把它拿给布沙尼神甫看。”
“哦，您收到余下的四万法郎之后，给我一张整数的收条就行。我们都是君子，不必这么斤斤计较。”
“啊，是的，确实如此，”少校说道，“我们都是君子。”
“还有一件事。”基督山说。
“请说吧。”
“您可以允许我提个建议吗？”
“当然，我求之不得。”
“那么我劝您别再穿这种样式的衣服吧。”
“真的！”少校说，带着很满意的神气望望他自己。
“是的。在维亚雷焦的时候兴许可以穿它，但这种服装，不论它本身多么高雅，在巴黎早已过时了。”
“那真倒霉。”
“噢，如果您真的爱穿您这种旧式衣服，在您离开巴黎的时候可以再换上。”
“可我穿什么好呢？”
“您的皮箱里有什么衣服？”
“我的皮箱里？我只带了一个旅行皮包。”
“我肯定您的确没有带别的东西来。一个人何必带那么多东西来给自己添麻烦呢？而且，象您这样的一位老军人在出门的时候，总是喜欢尽可能地少带行李的。”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
“但您是一个谨慎又有远见的人，所以您事先派人把您的行李运来。现在已经运到黎希留路太子旅馆了。您就住在那儿。”
“那么在那些箱子里——”
“我想您已经吩咐您的贴身跟班把您大概需要用的衣服都放进去了——您的便服和制服。逢到大场面，您必须穿上您的制服，看起来才威严。别忘了佩上您的勋章。法国人虽然还在嘲笑勋章，但总还是把它们戴在身上。”
“好极了！好极了！”少校喜不自禁地说。
“现在，”基督山说，“您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会再兴奋过度了，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请等着和您那个失散的安德烈团聚吧。”
说着，基督山鞠了一躬，退到门帷后面，让少校自个儿沉浸在狂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