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說「人生識字憂患始」，而我今還來寫這個？單是想想，就已夠發愁了。我這樣愁了兩天，今晨四時醒來在枕上又來想時，卻忽然發見了文章中自有著一個無憂患的去處。這樣，我就把來寫了。
朱天文的小說，使我想起日本神社的風景。這也許比擬得不對，但不是比擬，只拿它來興吧，像詩經裏興的寫法。
我最愛看日本神社巫女的舞。巫是借用的漢字，原文意思是王姬，這裏宜譯作神姬，可比教會的修女，但是不同。今時日本神社的神姬是良家女子自十五至十八歲，年長的自十八至二十一歲，進神社三年，修行禮儀，以後就回家結婚的。神姬平時穿的是白衫朱裳，面上是吉日良辰的稍稍敷一點粉，一派少女的清艷。
神社禊祓，神官古衣冠束帶，執笏，分司儀與司樂。司儀者在神殿上主獻饌、撤饌。司樂者則列坐神殿上左右兩側，主作樂。儀式開始時，樂官擊鼓吹笙，禮官獻俎豆，一品一品由右陛下的神姬遞與陛上的神姬，再傳與禮官奉獻於神前祭案上。動作都敏捷。上饌畢，神姬進舞。
神姬此時穿的是千年前奈良朝皇女的裝束，廣袖豁裾的襦裳，金冠，白麻綴垂髮，執扇障面，遞次由右陛升殿，凡二人或四人。在大鼓與吹笙的催樂裏神姬升殿時的小趨步，急促的，繁碎的，有著靈氣拂拂裏潮汐初上的感覺。她們兩兩的來至正殿上向神前俯伏，起身執鈴而舞。鈴有柄，繫著一條闊闊的長長的飄帶。是先鈴舞，後扇舞。
卻說神姬伏拜了起來，右手執鈴，左手攬鈴柄的飄帶，左右開張地齊肩擎著，那立起身的姿勢，與右手執鈴一振對著神前開始舞的姿勢，只覺其大，真的如山如河。樂官的歌是頌的國泰民安，海晏河清，曲調雅正宏達，應著鼓與笙笛，神姬的舞，竟舒條暢潑剌，而忽然神姬一轉身，面對著神殿下參拜的群眾，緩緩的舞向前三步五步，真有如潮汐之來勢逼人。神姬的眉目神情只是處女的敬虔與端正。每次我只覺是第一次看見女子可以有這樣的美。我是從那舞，豁然悟得了衛夫人教王羲之永字八法的動的姿態原理。
神姬是為神而舞，不是為觀眾而舞。觀眾亦是與神姬同在神前。人們來參拜，不是為來訴說憂患，而是來到了神前舞憂患之境，如此時神姬的舞裏沒有生老病苦。
我讀朱天文的小說與散文，便也是對之自然生起敬虔與端正，遂想起了神姬的舞。而因此我乃更注意到了文學上的一些基本問題，覺得當今是文學上要來一個大反省的時代，惟有從這反省中出來得新的作家。我首先是要對朱天文說這個。
原來好的文章是亦如神姬之舞的惟是對神，不是為對讀者。好的讀者是與好的作者同在神前。此理可通於一切好的東西，不止於文學。便說政治，如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一人西鄉隆盛，即說自己是以天為對手，不以人為對手。明朝佐燕王起兵的姚廣孝亦說：「臣知天道，遑論民心。」兩人皆是應於天而群眾自然從之。
便如希臘的雕像，亦是為對神，作者與觀者皆有敬虔端正。西洋的雕像是至羅丹而完全墮於藝術的邪道了。數學者與物理學者如柏拉圖、笛卡兒、牛頓、愛因斯坦，其發見都是為對神。畫家如塞尚與梵谷，他們至少亦能不為觀眾。胡適之當年那樣的風頭，但他的是、「我自高歌，我自遣幽情。」這樣一對照，可知今日的作家太過顧到讀者是何等的錯誤！文學是主觀的抑是客觀的、是大眾的抑是貴族的論爭，是何等的淺薄！真正的文人，我想他對著書桌紙筆時必有著如對天地神明的敬虔端正的。因為好的文章如風，吹得世間水流花開，此風是惟有從神境而來。但這神與宗教是兩回事。
朱天文今尚是新進作家，還不曉得去顧到讀者群眾，所以好。即已是大器。
我只見過張愛玲及日本的數學者岡潔寫文章時有像這樣小女孩小男孩的正經與認真。朱天文是有些地方很像張愛玲，但亦有很不同。兩人相像的地方是一個新字，一個柔字，又一個大字。而且兩人都謙虛，張愛玲肯稱讚蘇青的文章與相貌，朱天文亦看同輩的作品，每對人認真地稱讚，自以為不如。還有在事務上的笨拙相像。兩人的相貌神情也有幾分相近。文章也有幾分相近。
不同的地方是朱天文沒有張愛玲的那種個人主義的自衛心。張愛玲的個人主義與自衛心是西洋的，但因她的天才反為被照成明亮，而且她的個人主義與自衛心每每被天才沖走了。朱天文比張愛玲愛趁世俗熱鬧，如這次暑假中她去台中八天參加跳土風舞。
但最大的不同，是朱天文這一輩的時代與三十幾年前張愛玲的那時代不同。張愛玲那時代的人們比現在的人們多有接觸時勢的感覺，也比較會獨立的思考事情，也比較多讀書。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朱天文的一代年輕人，則惟是趨時尚，而於時勢無感覺，很少會獨立思想，很少讀功課作業外的書，受美國式教育的影響，體格成人了，精神多未成人，每是成人的騃豎。青年作家因為見識不及，根底不夠，多像草生一秋即萎。這點我與朱天文談起，她倒是肯重新用功讀書。知道今是頹廢的時代，即你是可以不受一個時代的限制，而生於許多時代中，生出革命的朝氣的。
朱天文今年讀淡江文理學院三年級，正相當於張愛玲自香港大學讀書回上海開始文學創作的年齡。但把兩人的作品一比，可以看出有著時代的很大不同。張愛玲沒有以學生為主題的小說。民國以來，惟五四時代的學校教育曾經有過知性的光輝。及至張愛玲一輩已是北伐後的學校制度，惟重功課與考試，所以學生對學校多是反感的。當時的社會是舊習慣加上崇洋，崇洋也只是學得架子。而張愛玲文章的新，就在於它有知性的光輝。張愛玲的文章對現狀全是反撥的，惟因寫得柔和，是觀察的不是衝動的，所以看不出來。
而到了朱天文的一輩，則學生已經安於這種制度了。雖有如吳祥輝的「拒絕聯考的小子」，至對於知識的憧憬，卻是沒有的。但男女青春是有的。朱天文的小說今尚只是寫的學生生活。她的是文章的素質好，溫厚，和平。她的幾篇小說如「女之甦」、「陌上桑」、「喬太守新記」裏邊寫的男學生與女學生，雖是淺薄而非輕浮，雖然錯誤而無罪惡，寫青春的現實感都寫得很好。他們不知何謂志氣，但是他們沒有到得不認真。朱天文敬虔端正的寫，也使我敬虔端正的讀，乃是在此。
但是我要向朱天文說的是，現在一班青年作家有一個危機，他們對於人事的知識太少，寫青春就有點孤立。現在是成人作家也一般的對人事知識太少，他們知道社會事件而不知道人事，會描寫七情六慾而不知道人生。如此的作品，不管是青年作家的，成人作家的，泛濫得像攝影的多拍多曬，家家都有幾冊照相簿，他人卻誰也不想看。日本今已發生了小說食傷氣味，改行資料記錄式、似小說非小說的作品，但這也是很快會食傷的。現在的作品不知如何的變得與攝影相似，作品應當像畫，好的畫自然量不會多。人世需要簡單、清靜，而活潑富足，這是文章的事。
朱天文與她一輩的青年作家，皆是惟有在今時文學的一大反省中成長。文學是使人明白自己，然後超過自己，與大自然相嬉戲，解脫了生老病死。文學是世界性的，而必有其民族的個性。詩歌文章是民族的花苞在時代的節氣中開拆的聲音，所以文學亦是禮樂之樂。中國的文學是世界文學中最高的文學。
朱天文還要用功，可以到得，因為她有天才的兩個素質。她是意真。還有是她的情高。她的小說「仍然在殷勤的閃耀著」裏寫她崇慕一個同班的女生，又一篇小說「怎一個愁字了得」裏寫她崇慕一位老師，皆只是一個意真。而這單純的思慕，是通於對地母亦通於一個人對於前世的與未來世的思慕。亦通於當年多少豪傑對於就在現前的孫文先生的歡喜追隨，只想要走一步跟一步。那種思慕都是為對方，不為自己，而亦沒有比此時更意識著自己。朱天文的做人與她的文章的斤兩是在這裏。
還有她的情高是可從一樁事看出來。前年朱天文初次跟她父親朱先生來看我。朱先生是柔和正直禮義之人，他是來為搜訪張愛玲的資料。朱天文則只聽我說話，她自己不說。我與朱先生尚未相熟，對方又有禮，我就說話會浮起來，對人不夠誠懇，對己亦不夠真實。朱先生送我一瓶竹葉青，我回一枚日本包袱。我因說同樣的包袱帶來二枚，一枚送給一位顯官什麼人了，這一枚送給天文小姐。客人辭去後我只覺這一天不對勁兒。果然數日後朱天文寫信給林君（按：胡的學生林慧娥，筆名仙枝），說她見到了我很失望。她在信裏寫道：「那顯官又於我什麼相干！」她說我臉上亦沒有張愛玲說的特徵。我讀信當即很愧歉，覺得自己真是不好，而對寫信的人起了很大的敬畏。
她信裏又說，這天她穿的衣裝我全不注意，帶來的便當有一樣壽司是她做的，我吃了也自己不知吃了沒有。這我也覺得是我的不對。但饒是挨了打擊，我卻喜愛那信寫得清潔無禁忌，只顧對林君稱讚。我是因寫這篇文章，今朝在散步中自己反省，想起雪竇說黃檗禪師「凜凜高風不自誇」，他反是要對世人抱歉似的，對自己才心裏舒坦了。
常人只覺樣樣東西都是當然的，惟天才的人是像小孩的認真，而於現實的東西每會覺得不對，連曬在階前的太陽都不對似的，叫人委屈，懊惱，詫異，歡喜。此情惟要問天。朱天文的文學者素質，是亦通於哲學者、數學者與物理學者的天才的素質，亦是政治軍事上開國英雄的素質。朱天文見我，如梁武帝與達摩的見面問：「對朕者何人？」曰：「不識。」不但武帝不識，達摩自己亦不識。朱天文是單她這清潔無禁忌與茫然的感覺，見出了她是個天才者。
因為前面說到舞，這裏我再來說一個。一年秋天我在日本秩父鄉下，看見一個小神社賽祭，村人在神前臨時搭的臺上舞天鈿女。是扮的像一個鄉下女人，穿土布青衣，手執一根像茶葉的小樹枝，應著鼓笛聲在舞，樸素得很像小時我跟母親去茶山採茶，母親也是穿的土布青衣。
其後讀古事記，始知舞的出典，是天照大神因為氣她弟弟，躲入天之巖戶中不肯出來。天照大神是太陽女神。外面諸神要她地出來，由天鈿女來舞。天鈿女原來卻是相貌身裁都生得很難看的，舞又舞得滑稽，於是諸神鬨笑起來。在裏邊的天照大神聽見覺得奇怪，把天之巖戶掀開一線窺看，卻被預先埋伏在那裏的手力神一把將她拉出來，於是大地又在太陽的漫天金箭似的光輝裏了。
我一直想像天鈿女是生得美的，及知是醜女，吃了一驚，而且失望。但是隨即悟到了莊子裏也是寫殘廢者而成為美，八仙中更有鐵拐李，因為都是在仙境裏。唐朝一宰相去佛寺見禪師，僧潑翻茶碗，宰相說你太粗了，僧云：「此地是什麼所在，你卻來說粗說細！」天鈿女的舞有人神嬉笑，滑稽熱鬧，所以無有不是美的，乃至無有美與不美。如此，病態美與暴露文學等議論，與前衛文學的把美破棄論，都可以像掃垃圾的把來掃清了。
我講這個給朱天文聽，是因為朱天文一輩青年作家的創作，是要與新的文學理論同時建立起來。
民國六十五年(1976)八月台北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