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缆牙樯万里游，天吴海若翼王舟。囊城七圣空迷辙，弱水三山未稳流。边塞风云连朔漠，重臣节钺自公侯。两京角立分形势，居重还须控九州。
【鉴赏】
此诗写于明武宗正德后期。沈德潜有评： “羽檄时闻，江彬辈节钺自擅，而帝游幸无度，失居重驭轻之势，草莽臣惄然忧之，此诗史也。”这幅历史画卷，展现了明武宗这个著名的浪荡皇帝，在位十六年的政治动乱面貌，揭示了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腐朽本质及其严重后果，从而使这短诗，具有积极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
明武宗自幼“好逸乐”(《明通鉴》)，十五岁做皇帝后，此癖更甚。野心家都利用这点而得以受宠窃权、怙恶倡乱。尤其是江彬，他费巨资修建多种游乐场，引导武宗“日夜幸宿于此”，乐不思返，更怠于从政，对“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者谓之渎扰，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明史》)，又引诱武宗四处巡游，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路程之远，为历史罕见。正德十五年那次巡游，长达十五个月，武宗归途中“渔于积水池，舟覆，溺焉” (《明通鉴》)成了落汤鸡 (从此一病不起，三个月后一命呜呼)。江彬受宠后，受赐国姓，受封伯爵，外挟边兵，内拥兵权，提督锦衣卫，不但纵横恣肆， 而且趁武宗南巡之机“欲缚武宗”(《明通鉴》)。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也先后发动反叛。
统治者的奢侈、挥霍，造成了国贫民穷，巨额用度“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明通鉴》)，从而导致了西南、华南、华东的各族人民起义和北方鞑靼屡屡乘机南侵，使武宗政权内外交困。作为“草莽之臣”的王宠，基于其爱国的心志，“惄然忧之”，写下了 《南都》一诗。
首联从武宗最大的特点 “好逸乐” 入手，直接以一个巡游场面概括其全部的腐朽和荒唐：装饰豪华繁缛、色彩艳丽夺目的大船，载着武宗万里巡游，浩大的排场和声势，有如水神海神也簇拥着帝王这长长的船队。
颔联以两个比喻，指出武宗巡游无度的严重后果。前句又为一典故，典出《庄子·徐无鬼》，此寓言说，轩辕皇帝等七位圣人到具茨山去见“圣人”大隗，车“至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后因用此作帝王巡游的典故。元稹《望云雅马歌》有“七圣心迷运方厄，五丁力尽路尤窄”，借此典故写唐代朱泚之乱中，德宗李适仓皇逃难。后句之“弱水”喻不大的动乱和反叛，“三山”喻强大的镇压力量。全联说，如果皇帝一意巡游，怠于从政，结果将有如“三座大山也无法稳住弱小的水流”一样，小小的动乱也难以遏止。
方孝孺在《指喻》中说“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始以为不足治而终至于不可为”。王宠深知其验，诗句中充满了焦虑。
颈联写上下内外的形势，进一步指出武宗好逸乐而怠于从政的严重后果。“边塞风云”指前述各族人民起义，“朔漠”借指北方鞑靼军队屡屡南侵。“重臣”指江彬之流，“节钺”为古代将帅权力凭证，此借代权力，“自公侯”在此指极端的擅权恣肆。全联说，中国大地被战争烟云所笼罩，位重之臣不受皇帝所驭而擅权。
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使武宗政权岌岌可危。深知“帝王腐化必怠政，怠政必为奸邪造成擅权之机，擅权必乱政，乱政必天下乱，天下乱必王朝灭”的连锁反应和“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国语·晋语》)之理的诗人，对武宗这万弊之源的“好逸乐”的怨愤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尾联进一步写严峻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兴的途径。“两京”指北京和南京(南都)。此句为一典故，用以借古讽今：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三十年后其长孙朱允炆继位。但从明初就开始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有实力与南京朱允炆政权抗衡，不受其驭控，形成了南北两京角立的形势，四年后，朱棣终于用武力登上皇帝宝座。而诗人写此诗时的形势，已如沈德潜评语所说：由于武宗“游幸无度”而“失居重驭轻之势”。因此诗人借这史实警告武宗，不要游幸无度、怠于从政，而要清醒地看到“三山”也不能遏止的“弱水”，将可能发展为与自己“角立”的反叛力量;眼前这“重臣节钺自公侯”的政治形势，极可能导致“两京角立”的局面。如何才能杜绝这种后果呢?诗人指出“居重还须控九州”：要占据重位牢牢拥有皇权，就必须控制全国。而这，就必须立即中兴，消除各种弊端，首先要摒绝的，正是武宗“好逸乐”这一万弊之源。
诗人在沉重哀怨的情思中，向一个如此荒唐腐朽的皇帝进献出一腔忠诚，抱以衷心希望，渴求他带来国泰民安的盛世。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愚忠”，也是幻想，它本身就是悲剧。事实上，诗人终究没有看到武宗的中兴，而是看到他死于游乐，接踵而来的是明世宗更为腐朽黑暗的时代。诗人只能在久病中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郁郁而逝，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沈德潜评其诗风格“其七言律，亦颇沉郁”;而《毛诗序》有“乱世之音怨以恕，其政乖(政乱)”，皆可从《南都》中窥得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