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鉴赏】
以连章七绝论诗，杜甫《戏为六绝句》首开其端，此后制作者代不乏人。金代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则是这一七绝论诗系列中最杰出的篇什。它选择汉魏迄宋末若干有代表性的诗家及其诗作加以评论，相当系统地表述了其诗歌主张及美学观点，篇幅与内容都较杜甫《戏为六绝句》更为宏富。而且在运用七绝这种体制来论诗方面，更为驾驭从容，潇洒自如，具有诗的情韵和诗人的特有气度。既是卓越的诗论，又是高妙的诗章。据诗人自注，这组诗作于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当时他住在三乡 (今属河南洛宁)。本篇是其中的第四首，专论陶诗，藉以表达其崇尚自然的诗歌主张。
自然，是陶诗最突出的美学特质。这种特质首先体现在诗歌语言上。在陶诗中，那种仿佛脱口而出，不假雕琢，而又情味隽永的诗句几乎比比皆是。像“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等诗句，都达到了一种“胸中自然流出” 的境界。元好问用 “一语天然万古新”这句诗，高度概括并热情赞美了陶诗语言这种妙绝万古的“天然”美学特征。天然，即自然生成，与人工造作，雕琢斧凿相对。但陶诗的 “天然”，却非单纯的肆口而出，而是在朴素自然的诗句中蕴蓄着浓郁的诗情和理趣，经得起反复咀味，久而弥新，因此说“万古新”。“一语” 与 “万古” 的对照。“天然”与 “新” 的映发，既显示了陶诗之 “天然” 的高度美学价值，又表露了作者的激赏赞美之情。
次句由表及里，进一步揭示出 “天然” 诗风的内在本质。豪华，此处特指华丽的辞藻，自然也包括刻意雕镂文饰的手段。真与淳，不只是指诗歌内容 (思想感情) 的真率、淳厚，更是指它所包含与体现的陶渊明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陶渊明强调自己 “质性自然”，崇尚抱朴含真，他说：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可见所谓 “真淳”，正是指一种类似上古时代的合乎自然的淳朴真率的人性。陶诗的内在审美价值，正是表现了这种真淳的人性之美。元好问认为，要表现 “真淳”的人性美，靠 “豪华”的辞藻和雕琢的手段只能是南辕北辙。雕琢伤真，华侈失淳。只有“落尽”“豪华”，方能显现出人的“自然”质性——真淳。这里所表述的，正是“天然”诗语与“真淳”质性和谐统一的观点。
陶渊明一方面慨叹“羲农去我久”，“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另一方面又仍然在追求那种似乎可望而不可即的上古之民的“傲然自足”境界。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充满诗情地宣称：“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归去来辞》也说：“倚南窗以寄傲。”这是他所追求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一种生活理想与社会理想。元好问化用陶句，赞美陶潜，说陶潜高卧南窗，追踪羲皇上人的境界，并不妨碍他是晋代的人。这里颇有弦外之音。在某些人看来，那种自然质朴的诗风及其所体现的“真淳”人性，似乎只能产生在远古的羲皇之世，到了后世，风俗大变，诗也踵事增华，不可能再出现那种诗风。元好问则认为关键在于诗人是否有高逸的生活理想与情趣。陶渊明虽然生活在“大伪斯兴”，举世少真的晋代，却并不碍其追求抱朴含真、傲然自足的精神境界。有此境界，方能有“天然”、“真淳”之诗。如果说，第二句揭示了“天然”诗风的内在本质，那么三、四两句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这里所显示的，正是诗风、人格和精神追求的统一。
论诗崇尚自然，是元好问诗论的一个重要观点。除本篇外，他在这组诗的第七、第二十九首也都有类似的表述：“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值得注意的是，那两首都单纯从语言风格与表现手法着眼，而本篇却由表及里，穷本溯源，从语言风格到人格、精神境界，真正揭示了陶诗美学特质的底蕴，可以说是一曲真正的陶渊明的知音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