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度 《韩非子》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厘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厘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厘，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51〕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52〕傅〔53〕体，不敢弗搏。无〔54〕私〔55〕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56〕。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57〕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58〕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59〕其危崄之陂〔60〕，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61〕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62〕，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63〕；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64〕以待任。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65〕；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66〕。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67〕，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68〕，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余，上之任势使然也。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69〕以往，使人主失端〔70〕，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71〕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72〕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禁过外〔73〕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74〕，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75〕矣；法不信，则君行危〔76〕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77〕中〔78〕绳，然必先以规矩〔79〕为度；上智捷举〔80〕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81〕。故绳直而枉木斫〔82〕，准夷而高科削〔83〕，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84〕贵，绳不挠〔85〕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86〕下之邪，治乱决缪〔87〕，绌羡〔88〕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89〕，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90〕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注释〕
强：不曲法从私，坚决依法办事。氓：通“泯”，灭。启：开拓。残：攻破。加兵：用兵。私：以……为私，把……占为己有。拔：攻取。淇：淇水，卫河的支流。事：战事。老：士兵因长期作战而疲惫不堪。兵：指魏国兵。布：遍布。冠带，本指帽子和腰带，指中原地区文化发达的各国。务：从事。乱弱：混乱、衰弱。释：丢掉。私其外：指臣子营私舞弊。外，指臣子之事。私曲：指谋私利的歪门邪道。公法：国家的法令。审：考察。制：规定。诈伪：狡诈、虚伪。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工具，这里用来比喻法度。称：衡量。进：选拔。比周：结党营私。务交：从事朋党、勾结拉拢。毁：诽谤。恶：厌恶。公行：为国家谋利的行为。相为：互相包庇。外交：结党营私。与：党羽。蔽：掩盖。全句指为他掩盖罪行的人多。伏：隐退。数(shuò)：屡次。能人：被君王宠幸的人。属：徒属，即官员。任国：为国家办事。托：依附、寄生。养交：豢养结交食客。信：轻信。量功：衡量功罪。度(duó)：揣测。弊：通“蔽”，掩蔽、埋没。非：通“诽”，诽谤。辩：通“辨”，辨别。仇法：用法、行法。质：即“挚”，古代臣见君时所用的见面礼。为：行为。〔51〕制：控制。〔52〕镆铘：一作“莫邪”，宝剑名。〔53〕傅：通“附”，近。〔54〕无：通“毋”，不要。〔55〕私：偏爱、偏袒。〔56〕戚：忧虑。〔57〕提衡：持平、摆平。〔58〕倍：通“背”，违背。〔59〕伺：窥伺、窥测。〔60〕陂：山坡。〔61〕厚：财富。〔62〕数物者：几件事，指儒家提倡的廉、忠、仁、义、智五种德行。〔63〕指：通“旨”，旨意。〔64〕具：通“俱”，完全、全部。〔65〕释观：装饰外观、掩盖真相。〔66〕繁辞：言语繁琐、夸夸其谈。〔67〕守要：守指“困法数，审赏罚”二事；要，扼要、要领。〔68〕佞：奸巧谄谀、花言巧语。〔69〕即渐：逐渐。〔70〕失端：失去头绪、迷失方向。〔71〕端：正。〔72〕为惠：施行恩惠。〔73〕外：弃。〔74〕错：通“措”，置，指树立威严。〔75〕彰：显明，这里指明目张胆、肆无忌惮。〔76〕危：危险。〔77〕目意：目测。〔78〕中：适合。〔79〕规矩：规和矩分别是画圆和画方的器具，后引申为准则、礼法。〔80〕举：行动。〔81〕比：例子。〔82〕枉木颀：枉，曲；颀，砍削。〔83〕准夷而高科削：将凸出的部分削去使它平。准，量平的器具；夷，平；高科，凸出部分。〔84〕阿(ē)：迎合、曲从。〔85〕挠：屈，引申为迁就。〔86〕诘：追究。〔87〕治乱决缪：治乱，平定纷乱；决，判断；缪，通“谬”，错误。〔88〕羡：多余。〔89〕殆：通“怠”，怠惰。〔90〕易：轻视。
(饶玲一)
〔鉴赏〕
韩非说“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定法》)，认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皆是“徒法而无术”或“徒术而无法”(同上)，有其弊偏。韩非标榜“抱法”、“处势”、“用术”，认为帝王应当三者得兼。他首先强调法、势并用，“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同上)，接着又强调用术，说术是“藏之于胸中”“而潜御群臣”(《难三》)的东西。说穿了，术就是帝王如何保护好自己权位的手段，包括阴谋诡计，所以韩非称之为“帝王术”。“法”、“术”、“势”不是韩非的发明，作为法家先行者的商鞅、申不害、慎到分别对三者作过理论论述。韩非正视“争于气力”之“当今”(《五蠹》)，认为三者“不可一无”(《定法》)，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比较完整的理论。班固《汉书·艺文志》将《韩非子》划入法家，而司马迁则认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通览《韩非子》，韩非虽讲了不少“法治”的话，但不难看出他还是更多地探讨了“帝王术”。司马迁的说法也许更为得当。
“有度”，意谓有法度。本篇着重讲治国必须要有法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韩非“法治”思想。
韩非是一位注重现实的理论家，特别讲究“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韩非正视“人臣之侵其主也”、“人主失其端”的严酷现实，同时也看到了“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问田》)的事实，从而得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的结论，明确提出君主必须走“法治”之路，否则“亡国宜矣”(同上)。故本文一开头韩非便强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或“强”或“弱”，其关键在于君主是否用法。若“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除去奸私之行而实施国法，民众安乐而国家安定。如是，君主便可“独制四海之内”。话意豁然，韩非用法的最终目的就一个：维护君主的利益，“上尊而不侵”，使君主的尊贵不受侵害。若君主“释法用私”，放弃国法而容忍臣下私行，就会“上下不别”，君主也就只剩一个空名了。韩非所憧憬的“治之至”是“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尊贵的人和卑贱的人不超越名分界限，愚昧的人和聪明的人各有其量衡而自得其所。这也就是所谓“一民之轨，莫如法”，“法”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行为。《问田》篇曰“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正好为此作出了注脚。从这里可以了解韩非所强调的他的“法治”的本质，即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依照自己的是非标准去禁民之非，实际上是以刑禁民，对所谓的“言行不轨”者施之以严刑重罚。所以，他主张的“法治”即“以刑治国”，指帝王凭借自己的权势，运用“术”的手段，以刑罚惩治官吏和人民。后来的专制帝王都迷信韩非的严刑重罚治国之说。秦始皇比较自信，明目张胆地搞严刑重罚，结果秦王朝二世而亡。此后的专制者换了一种手法，搞阳儒阴法。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把人民不当作人，而当作癞皮一样来治，人民也就会“见酷而不再觉其酷”，“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
韩非说“明主使法释人”、“使法量功”，即用“法”来选择人，衡量其功劳。其人其功，不可悖法而“自举”、“自度”。还得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群臣”也只能是“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纯粹是一种驯服工具，颇似现代之机器人。在韩非看来，君主“威不贷错，制不共门”，必须独操“威”“制”刑罚大权。韩非的这些主张，无一不是为独裁君主设计的，无一不是为了造就君主独裁。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中也含有非常光芒的颗粒。本篇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饰邪》篇中的“禁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等等，都已成了脍炙人口的治国名言。这里多少透散出一丝半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气息，尽管只是臣民在君主之法面前一体受君主之刑之罚的“平等”。
韩非是一个悲剧人物，最后被津津乐道于他的学说的秦王害死于狱中。“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的这番渴贤如焚的感叹，给后人留下了沉重的反思。司马迁读《韩非子·说难》，悲从中来：“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实韩非的悲剧倒是应验了自己的话：“是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孤愤》)尽管如此，韩非作为战国末期最后一位理论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他和他的思想都有着重大的历史影响。
本文“说荆齐燕魏四国之亡”，而“韩非死时，六国都不曾亡”(《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据此提出质疑。有学者认为此篇似乎是秦汉间法术家的文章，一边窜入《韩非子》，一边又混入《管子·明法篇》。但从内容和语体风格上看，还是与韩非有某种脉承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