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生 《吕氏春秋》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鲁君闻颜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闔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闔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闔之家耶？”颜闔对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闔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闔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贵富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
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
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注释〕
役：仆役。指服侍于人的意思。在：察。擅行：专行。子州支父：传说中的古代隐士。幽：隐。在：顾及。重物：大事。王子搜：越王翳，翳之前有不寿、朱句、无余被杀。丹穴：山洞。王舆：王专用的车舆。绥：车绥，登车时挽手所用的绳索。颜闔：战国时鲁国隐士，辞官不仕。币先：以聘物进，送上聘物。币，币帛，财货，这里指聘物。守闾：管守闾门。闾，里门。周制二十五家为里，里门谓之闾。鹿布：粗布。饭：喂。缪：通“谬”。遗：给予。审：审查核实。骄：骄宠，骄纵。真：实质。绪余：丝之端末，指轻微之物。土苴(zhǎ)：苴，通“渣”。土苴，泥土草芥，指微不足道的事物。余事：末事，闲事。徇：通“殉”，随。且：将。之：往。随侯之珠：简称随珠，古代明珠，指重宝。子华子：古代道家人物。全生：指生命得到完全自然的发展生长。亏生：指未能顺生命的生长，于生命自然生长有所亏损，不得其全。死：指为正义而死。迫生：迫促求于苟生。分：半。尊之者：指生命。弥：更加。服：屈服。辱：屈辱。比：类似。败酒：臭坏的酒。
(张 静)
〔鉴赏〕
此文与《吕氏春秋》中的《先己》、《诬徒》、《知度》、《明理》等篇记录了先秦华子学派的思想。《贵生》篇集中论述了个人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个人生命和个人尊严高于人类所有价值，反映了先秦道家哲学中的个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倾向。
文章首先用有趣的古代传说说明个人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子州支父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而拒绝尧让位的建议；王子搜为了避免生命的危险而逃至山洞，不当越国君主；颜闔不羡富贵，为了保持自己喜爱的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宁愿过贫困的生活，而避开鲁君使者，不应鲁君之聘。文章一再声明，治理天下或一个国家的权位确实很重要，富贵也值得追求，但是，对于得道之士来说，它们一旦危害个体生命、妨碍生命价值的实现，就算不了什么，因此他们对之都不屑一顾。作者讲这样一些故事是有用意的。他考虑到坐天下、治一国、当大官以获取富贵，这些对于世俗之人来说，是最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事情，而在这些故事中，那些得道之士都是爱生命远远胜过爱江山。这样，作者就非常有力地说明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维护个人生命的价值更重要的了。
此文不满足于以生动的故事表达其思想，它还从哲学的高度提出维护和提高个体生命的价值是一切真理的根本目标，强调“持身”为本，治国、治天下为末；“持身”是人生、以至于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而人们的其他事业，如帝王之业，都应该服从于它。这种理论是华子学派和整个道家学派否定功利主义以及专制主义政治、倡导人本主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古代的政治总是同统治者血腥的自相残杀以及残忍地杀戮本国和他国人民相联系的。文中“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身之道也”一语就揭示了现实政治的反人道的性质，《贵生》虽然与儒家的仁爱观念大异其趣，但是它们却是从不同方面开辟了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优良传统。
文章的“贵生”和“尊生”，并不是以满足感官欲望为第一。它一开始就将人感官之欲与生命本身区别开来，明确提出耳目鼻口是为生命服务的，感官之欲利于生者加以满足，害于生者则加以制止，绝不能过分地放纵。文章主张“贵生”更不是提倡活命哲学，即舍弃原则与个人尊严的苟活。实际上文章的根本精神是以“全生”的观念反对“迫生”的人生。
作者主张“贵生”和“尊生”，是在“全生”的意义上说的。贯穿全文的旨意是“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文章提出，所谓“全生”，意为“六欲皆得其宜”。六欲是指生、死、耳、目、口、鼻之欲，包括了人的感官之欲和精神追求，只有在这两方面个人都获得适当的满足，都符合自我对于有尊严的生活的要求，即合于华子学派的“义”的准则，这才可以说是“全生”。文章将人的生存状态分成四种，其主要意图是强调“迫生”是最低下、最要不得的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低于“全生”，低于“亏生”，甚至连死都不如。所谓“迫生”，指六欲皆不得其宜，都为自我所深恶痛绝，但又不得不接受，只能屈服于内外的压力，在屈辱中生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亡还能使人们再也看不到、听不到自己最厌恶的东西，“迫生”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可见是一种最痛苦的人生。文章对“迫生”的状态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反映了华子学派对于使人性受到严重摧残、扭曲、异化的现实政治生活的极度厌恶，以及他们对有尊严、自由自在的人生的热切期望。
《贵生》一文既不主张享乐主义，也不提倡禁欲主义和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而是要求完整地把握人生的意义，全面地提升和实现个人生命的价值，这在古代是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思想，即使对于现代人也富有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