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原法 黄宗羲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而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注释〕
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卒乘之赋：征集士兵和战车。卒乘，泛指军队。祚命：上天所赐的福运。此处特指君主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庶孽：原指妃妾所生的子女，此指西汉初年分封同姓王。汉初为了保卫皇室，大封同姓王，但导致吴楚七国之乱。藩屏：保卫。方镇：镇守一方，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军事长官。宋代解除方镇之权，是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藏天下于天下：即公天下。旁落：落在别人手。藏天下于筐箧：即私天下。筐、箧，均是盛物的竹器。鳃鳃然：恐惧的样子。虞：担心。此胶彼漆：胶漆均是有黏性的物质。此胶彼漆喻拘泥于祖宗的成法，不知变通。博：获取。剿说：抄袭别人的言论为己说。桎梏：束缚。牵挽：牵制。苟简：草率而简略。度外：法度之外。
(储玲玲)
〔鉴赏〕
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传统的中国是人治的社会，古代中国虽然有成文的律法，但几乎没有产生民主法制的思想，对法理进行阐述的著作更是寥若晨星。然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却以他骇世惊俗的《原法》一文，把法的本意建立在民本、公天下的基础之上，在中国政治、法制思想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原法》是反映黄宗羲政治理想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中的一篇，是关于法制本质问题的专论。黄宗羲在提出了《原君》、《原臣》论之后，就提出了《原法》，对法的本义追根溯源，由此论及了法制的本质的几个重大问题。
首先，黄宗羲揭示了法的由来和基础。他提出夏商周三代以上有法，而三代以下却无法。尧舜二帝和禹、汤、文王、武王，知天下人民需要养家糊口，便授给人民田地；知天下人民需要教育，便兴办学校；知天下人民需要有秩序的生活，便设立婚姻制度以防淫乱，建立军事力量以保卫国家的安宁。因此，三代以上是有法的，其特征为“藏天下于天下”，“未尝为一己而立”，即公天下，可称之为“天下之法”。由于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因而“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故被后世之人讥评为“其法之疏”。然而，“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夏商周三代以后，“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特征为“藏天下于筐”即私天下，可称之为“一家之法”。后世之法“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后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这就是说，法的根由是“需要”，但需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一是天下之公的需要，一是一家之私的需要。法制的基础应当是立天下之法，以民为贵、天下为公，而不应立一家之私法。立天下之法的话，法虽疏而乱不作，因而称为“无法之法”；立一家之法的话，法虽密而乱愈生，因而称“非法之法”。
其次，黄宗羲提出了应怎样继承和变更法制。他认为，虽然说一代有一代之法，但不必以法古为是，因为夏商周三代以下的法都是“非法之法”，无论是创立者还是改造者，都是以自己的私利为目的，其结果都是“害天下”的。黄宗羲认为，过去的非法之法，后人不必遵循。如果要有所变更，也要看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利，否则，无论是谨守祖法还是变更祖法，都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关键在于充分了解设立法制的本意，为天下立法。不为天下立法，只作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的变更，要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治理社会弊病、解除民生的困苦，是不切实际的“俗儒”之说。
再次，黄宗羲讨论了“治人”与“治法”的关系。当时，有人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即认为只有依靠杰出的人物才能实施法制。黄宗羲针锋相对地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他认为，非法之法桎梏着人们的手脚，即便有能治之人，也不免受非法之法的限制和牵累，更不能有“度外之功”，即不能超越非法之法的局限而伸张正义。反之，如果有“治法”的存在，那么，统治老百姓的当权者如果是个杰出人物，就能够更好地执行法律，伸张正义。而一旦统治者是个不正直或能力低下的人，由于“治法”的存在，这个统治者也就会受到法的约束，以免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还提出了“法外之意”之说。他认为，除了法制以外，“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也就是有与立天下之大公的法的精神、法制的本质相一致的道德成为社会的规范，在法律不完备的时候，人们可以按“法外之意”的社会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正是夏商周三代无法之法能够达到法虽疏而乱不作的原因，也是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原因。
黄宗羲在《原法》中提出的上述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