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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一》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作者:张易萱  时间:2023-02-14 10:52:56

举贤良对策一 董仲舒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迺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迺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迺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筦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徕,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本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圣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教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注释〕

迺(nǎi):乃。 强勉:努力、勉励。 还:迅速。 解:通“懈”,懈怠。 茂:通“懋”,勉力。 繇:通“由”,从、自。 著:显著。 臧:通“藏”。 筦(guǎn):乐器名。 仆灭:败亡。 悖:违背。 复:报答。 畔:通“叛”。 缪戾:错乱、违背。 粹:纯粹。 偃:倒下。 甄者:推行教化的人。 徕:归顺。 阴阳:古代哲学概念,《易》“一阴一阳谓之道”。 任:主张。 岁功:一年的收成。 被:遍布。 一元:事物开始泛称一元。 大始:原始。 殖:繁殖。 孰:通“熟”。 致:达到。 谊主:指知礼仪的君主。 堤防:管束。 太学:古学校名,即国学。 庠序:地方学校。 渐:浸染。 颛:通“专”。 嚚顽:轻狂顽固。 调:协调。 更:重新。 羡:贪图、想慕。 修饬:整治。

(饶玲一)

〔鉴赏〕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在崇尚黄老、菲薄《五经》的太皇太后窦氏死后一年,汉武帝着手推行儒术,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把各地推举出的贤良——深通古今治国之道的儒家学者召集到京师,开展极其隆重的策问。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自高祖至景帝,以黄老清静无为思想治国,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半个世纪后大见成效,府库充盈,国力日强,汉帝国已是今非昔比了。但与此同时,历史积累的问题也突显出来,如礼乐未兴尊卑不显,诸侯王分裂倾向依然存在,和亲退让政策不能阻止匈奴的屡屡入侵,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以武帝为首的中央政权迫切需要重新确立治国理念,以儒术代替黄老,有为取代无为,以便大展宏图,大建功业。

汉武帝需要的当然不是《五经》、《论语》、《孟子》等古老词句的照搬照抄,而是结合汉代实际,经过重新解释,具有时代特点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学说门派繁多,究竟哪家的理论最适合时代的要求?需要考查。因而,策问除了要达到宣传的目的,还要完成比较与甄别的任务。在这场策问中董仲舒脱颖而出。

董仲舒是这次接受策问的贤良之首。他是一位《春秋》公羊学者,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以及当时的崇天神学结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董氏理论。在回答武帝提出的三道策问中,精彩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武帝接受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和整个中国政治史学术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第一道策问中,天人关系是一个重点问题。董仲舒认为,天关怀人君,时时观察他们的作为,如果积善累德,就会降下祥瑞,加以鼓励;如有失道之处,便以灾害来谴告,以怪异来警惧,以促其改正。只要不是大无道之君,上天总要“扶持而全安之”,只有不知改悔的,才会让他垮台。武帝问,天降下惩罚之后,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人主改与不改?董氏认为不是这样,一切都在人的努力,衰败的周朝经宣王的努力得以中兴,这就证明“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总之,“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天虽然有极大权能与威力,但它决不随意祸福人君,人的命运实际上是由自己决定的。

治国之道是另一重点。董仲舒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以仁义礼乐为道,既与道家划清了界限,也与法家显出不同。在道家看来,天下事无可为,无为自然优于仁义礼乐,后者特别是其中的礼乐,乃是危害天下的东西,它在人们中间分出贫富贵贱,必然引发争夺与阴谋、暴力,是天下祸乱的根源。但是董仲舒坚持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乃是天定的秩序,礼乐使人遵守这个秩序,如能加强教化使人心安于此,即使王道小有缺失,也可保江山无虞。在法家看来,天下必须用法、术、势加以控制,赏罚则是最有力的工具,要治国决不能依靠儒家的仁爱、教化。董仲舒把与儒法分歧概括为作任德与任刑的对立,以为天是任阳不任阴的,所以人君就应该依照这个法则,在政治活动中任德不任刑。实施德政,重视教化,就可以争取到人心,这是长治久安的关键。

董仲舒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他极力维护君主专制,但也知道无限的君权是危险的,只好抬出天来对君权加以控制。这是董氏体系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神道设教是儒家公开的秘密,皇帝当然知道天是怎么回事。上天的控制仅在他认为有利,或在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才是允许的,否则他就会将它一脚踢开。董仲舒在受到重用之后常谈灾异,没有犯过忌讳。但他有一篇谈灾异的旧稿,一直收藏在家。有一同僚为了害他,将此稿偷出,呈给汉武帝。这次大概是犯了忌讳,汉武帝读罢大怒,召集儒者前来评说,董仲舒的一位弟子不知是本师所写,说是“大愚”。于是把董仲舒下了诏狱,问成死罪。后来,汉武帝念他尊儒有功,饶他不死。但是,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了。历代儒者都想用天来限制君权,但效果总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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