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上) 《墨子》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注释〕所自起：从那里产生。焉：乃。医：医师。攻：治。然：那样。当：通“尝”，试。起不相爱：起源于互不相爱。故：所以、于是。亏：损害。慈：慈爱。是何也：这是什么原故。亦然：也一样。盗：窃贼。其室：自己家。其异室：“其”字衍；异室，别人家。贼：强盗。其身：自身。不爱人：不爱别人之身。贼人：伤害他人。贼，作动词。相乱家：互相侵扰别人的家。其家：自己的家。异家：别人的家。乱物：乱事。具此而已矣：都具备在这里了。若：如果。兼相爱：互相关爱。若爱其身：如同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犹：还、仍然。视：看待。恶施不孝：从何去行不孝。恶，同“何”。亡有：没有。恶得：怎得、怎么能。禁恶：禁止互相憎恶。劝：劝导、规劝。交：互相。交相恶：互相憎恨。
(燕永成)
〔鉴赏〕
墨子的“兼爱”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所谓“兼爱”，就是普遍平等地相爱互助。“兼”字的本义是一手执二禾，引申为整体、无差别之意。墨家把“兼爱”又叫“尽爱”、“周爱”等，主张把“爱”扩展到人的外延的全部，认为人口的数量不妨碍兼爱，人的处所不妨碍兼爱，爱人口多和人口少的世代一样，爱过去、现在、未来的人一样，兼爱全人类不可分割，爱人包括爱奴仆、爱自己等等，这种爱是平等的，不因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身份等级的高低贵贱而有差别，与儒家的只爱君子、统治者的部分、局部之爱(别爱、偏爱)和“爱有差等”、“亲亲有杀(等级)”的学说相对立。
墨子的“兼爱”思想来源于中国人民在千百年的交往中所形成的传统美德。《诗经·大雅》篇说：所有的言论都会得到回应，所有的恩德都会得到报答：你投给我一个桃子，我回敬你一个李子。墨子引此诗作为证明兼爱思想的重要论据，可见这种兼爱思想本是早已存在于民间的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道德元素的升华。墨子的理想是进一步让全社会所有的人们都按照兼爱的道德原则行事，并把兼爱的道德原则引申为治理国家的方针，医治社会机体疾病的良方，“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见《鲁问》)。治病要找病根，治国也要针对国家机体疾病的根源。墨子认为一切社会混乱都起源于不相爱。
在《兼爱》三篇中，墨子充分运用自问自答、模拟辩论的手法展开论说，使文章生动活泼，一波三折，层层递进，以增强说服力。如模仿辩论对方的口气说兼爱好是好，但有什么用呢？墨子设计两场对比试验，像演戏一样，让一士一君执兼(实行墨家兼爱说)，一士一君执别(实行儒家别爱说)，你有困难需人帮助时，一定会选择兼士、兼君，这就是兼爱的用处。又模仿辩论对方的口气说，兼爱即使符合仁义，但能办得到吗？墨子就用大量历史文献证明古代圣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曾经实行过兼爱说。最后又模仿辩论对方的口气说，兼爱实行起来太难了。墨子则举楚灵王、越王勾践、晋文公上行下效的故事，说明只要上边喜欢兼爱学说，加以鼓励、提倡，人们就会像火就上、水就下一样，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来实行兼爱。
墨子把兼爱作为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奋斗目标，以身作则地实行。古语说“墨突不黔”、“墨子无暖席”，形容墨子救世之急。墨子裂裳裹足、走十日十夜以止楚攻宋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时人称墨子是“独自苦而为义”的贤圣人。连曾无理攻击墨子的孟夫子也不得不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天下》称墨子“真天下之好”，是“求之不得”的“才士”。可见墨子道德境界之高。
墨子在坚持兼爱说的同时，又以鲜明的是非、善恶观反对盗贼和攻伐掠夺者，认为这与强调“一切人应爱一切人”的兼爱说并不矛盾。因为谴责、诛罚暴人是现实的急需，而兼爱是争取实现的理想。不过一般认为墨子把“兼爱”作为理想和目标，让广大人群都不折不扣地实行，这是操之过急，要求太高，不容易办到。特别是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奉行保护宗法制度的儒家思想，墨子“兼爱”的主张更是受到压抑。墨子的“兼爱”说只在农民起义的某些阶段，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实行过。但其“兼爱”说中所包含的深厚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