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老范是1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松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头天上任，来省城接我的就是老范，他是受县委宋书记和刘县长的委托专程来接我的。老范当时的职务是县办副主任。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很热情的印象，这从他满脸的笑容、热烈的话语以及握手的力度和姿势势上就能感觉出来。老范长得很壮实，四方脸，浓黑眉毛，五官的尺寸一律大号，有棱有角地刻在脸上，看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北方汉子。他的手也很大很厚，而且湿乎乎的。当时他就是用那双湿乎乎的又大又厚的手巴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嘴里一口一个“李书记”地叫，叫得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我挂职前在省报新闻部任主任，全省各地到处跑，松县当然也去过，而且好几任书记和县长都陪我吃过饭，但老范还是第一次见到。据老范说，他先前一直在乡镇工作，去年才调到县上。尽管是第一次见面，老范却是自来熟，和我没一点生疏的感觉，一路上总能找到话题，喋喋不休，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从谈话中我还惊讶地发现，他对我的情况一点也不陌生。他说李书记啊，我对你可是仰慕已久，早就知道您是省报的大笔杆子。我说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啊。嘴上谦虚着，心想这不过是客套话而已，可没想到老范接下去却具体谈起我写过的文章。如某篇某篇发在某报某刊，某篇某篇又被某报某刊转载，甚至有的文章发在某年某月某日第几版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一再提到我写过的一篇关于全省抗洪救灾的通讯。这篇通讯载于《人民日报》，后来还获了全国新闻奖，是我的得意之作。
“写得好，这篇文章写得好啊！”老范咂吧着嘴，大眼睛里闪着光，一副五体投地的样子。他还说：“李书记，我不是当面夸你。你也不要批评我庸俗——写得好，的确写得好，不愧是大手笔啊！”我让他说得心里痒痒的，不过这样当面夸奖还是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于是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都是过去的事了。
老范马上接上来说：“李书记，你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也看了，写得更棒啊！”他说就拿那篇批评黑心棉的文章来说吧，写得多深刻啊，简直是入木三分。他就曾向许多人推荐过。“李书记，”老范特别提到，“我记得，你在文中还引用了一句古语：‘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好像是孔子的话吧？”我点头称是。老范便又咂吧起嘴：“李书记，这话用得太好了。人和动物的差别就那么一点点，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那怎么得了？”
我让他说得心里挺舒坦的，不知不觉地感情上便与他近了几分。以后到了县里，与老范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多了，渐渐就熟悉起来。县办当时没主任，只有两个副主任，一个是老范，另一个是小丁。其实老范并不老，小丁并不小。两人都属蛇，六五年生人，要论月份，小丁还要大几个月，可不知为什么，老范却冠以老，而小丁却冠以小。有人分析说，一是小丁刚毕业就分到县委工作，做办事员，那时人们都叫他小丁，以后一直叫，习惯了便改不过口来；二是小丁长得嫩相，白净面皮，眉清目秀，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叫他小丁倒也名副其实。
小丁年岁不大，却是县办的老人，从普通办事员一步步干上来的，做过秘书、科长，而后又提拔为副主任。老范调来后，两人的关系就微妙起来。小丁这人话不多，也不喜欢与人拉拉扯扯，常常特立独行，无事时便抱着书本看，或伏在桌上写写画画。就水平而论，他比老范强得多，不仅懂外语，而且材料也写得好。县里的大稿子非他莫属。但老范也有他的长处。他的外交能力强，嘴巴会说。尤其是为人随和，整天嘻嘻哈哈的，没半点架子。县委大院里，不论干部还是工人老范都能说到一起，喝酒喝到兴头上，甚至还能够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与老范相比，小丁说话做事、与人交往就严肃得多，也规矩得多，一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样子，这在一般人眼里便显出了生分，不够随和。因此小丁的群众基础就远不如老范。县办是个中枢机构，迎来送往，饭局自然少不了。小丁最怕这种场合，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只好干巴巴地应付了事。可老范却不怕，不仅不怕，反而乐此不疲。逢到这种场合，他能说能喝，简直如鱼得水，大放光彩。酒桌只要有了他，气氛准会活跃起来。而且老范还有这个本事，不论到场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职务高还是职务低，他都能恰到好处，投其所好，把你照顾得吃饱喝足，开心无比。故而来往的领导都对老范印象深刻，说起他来都说这人不错，能喝酒，也挺风趣的。可小丁从骨子里却瞧不起老范，他从没说过老范的好话，对他的评价一言以蔽之，即“混子，不学无术”。老范心里当然也与小丁格格不入，可老范从不公开说小丁的坏话，不仅不说反而大加夸奖，他说：“丁主任是才子啊，文章写得多好！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人才难得啊！”时间久了，人们都说还是老范有肚量，反倒觉得小丁太小鸡肚肠了。
小丁是江东大学毕业的，要论起渊源，我和他算是学兄学弟，而且巧得很，小丁的舅妈还和我是同班同学。我到松县后，曾和小丁叙过这层关系，可小丁的表情并不热烈，此后除了工作上的事外，私下里也与我极少来往。有一次，我回省城过周末，让小丁派车。平时派车都是老范的事，可那次老范陪宋书记等人去江浙考察不在家，我便给小丁打了电话。没想到，月底发工资时，财务上竟扣了我10元钱的汽油费，我挺意外，因为以前可从未扣过。会计小钱怕我误会，专门跑来对我解释，平时范主任派车都是不扣钱的，可这次丁主任交代要扣，他也不好办。“要不，你给丁主任说说？”小钱挺为难地对我说。我说不用了，既然有规定，就按规定办吧。
老范回来后，有一天他来我的办公室，我便向他提到这件事，问他县上有规定私事用车要扣汽油费，你为啥一直没扣？这样可不好啊0老范听后愣了一下，随后便笑道，李书记你这话怎么说的？挂职干部回省城可不能完全说是私事，你们不也常常利用回家的机会帮县里办事吗？再说了，你们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凭什么县里的干部能回家过周末，你们就不行？你们大老远地跑到我们这个苦地方来，吃苦操劳，为个啥呀？还不是为了咱们县几百万老百姓？我们不把你们安排好，良心也过不去啊。
老范这番话听上去言之凿凿，倒也自成道理，而且还颇让人受用。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说老范啊，你这张嘴皮子可真行，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得有理了。
老范说，李书记，你可别笑话我。我是粗人，向来只会直来直去，说的都是大实话啊！不像有些有学问的人啊，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这样的事我可做不来，也看不惯。老范脸上挂着笑，仿佛很随意的样子，可在我听来，他的话中已有了某些含沙射影的味道。这种话题不便深入下去，于是我便及时打住话头，就事论事地说，老范啊，你的话有道理，可既然有规定就应该执行，咱也不要图这点小便宜，让别人说闲话。
老范听了这话立时满脸不快，正色道，李书记，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这怎么是图小便宜呢？你还差这10元20元吗？实话对你说吧，这事我专门请示过宋书记，宋书记说了，你们回家一律以公事论，县里再穷还缺这点钱吗？我还想坚持，老范接着说，李书记，这事你就不要再说了。说白了这也不是对你一个人，所有挂职干部都是如此。你非坚持要扣，别人怎么办？老范这样一说，我倒不好再坚持了。
几天后，老范颠儿颠儿地跑来了，把10元钱扔到我桌上。“这是什么？”我有些诧异地问。老范说这是上次扣你的汽油钱，退还给你。我说，扣都扣了，还退什么？我坚持不要，追上去硬把钱塞到老范手中。可老范却拨开我的手，重又把钱按到桌子上。他说：“李书记，你不要是你的事，你扔了，或给要饭的，怎么着都行，但桥归桥，路归路，这钱该退就得退，你不收我也不能贪污啊。”看着老范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有些不以为然，心想这么做显然有些过了，这是何必呢？可事后一想，我才领悟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老范这是要给小丁难堪啊！尽管我知道小丁照章办事没有错，可从潜意识里还是不知不觉地对老范加深了好感。
春节前夕，县办主任的选拔进入了关键时刻。组织部考察的情况，倾向于小丁；可民意测验，老范却遥遥领先。最后常委会开会讨论，会议由宋书记主持，七个常委轮流发表意见，轮到我时，我心里很矛盾，要论真才实学，小丁是强于老范，可他书生气太重，缺乏圆通，就办事能力而言远不如老范。因此，我的发言最后归结到一点，即县办主任需要灵活变通的人才，这是小丁的弱点，相比之下还是老范更适合一些。我的发言结束后，全场上出现了三比三的局面，最后大家一齐看着宋书记，等待他一锤定音。据我平时的印象，宋书记是喜欢小丁的，好几次当众表扬过小丁。县里人都说宋老板这人最爱才了，因此他喜欢小丁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对于老范，宋书记倒是表扬少批评多。有一次支部学习时，宋书记就批评过老范不要整天吃吃喝喝，拉拉扯扯，陷入事务，要抽时间多看书多学习，提高自己。然而，令我意外的是，宋书记发言也支持提拔老范，他还建议将小丁调到宣传部去，以便人尽其才。
事后，组织部的杜部长对我说，宋老板原先还是想提小丁的，后来才改变了主意，你知道为啥吗？我说不清楚。杜部长就说，宋老板在开会前分别找小丁和老范谈过话，征求他们对县办主任人选的意见。小丁毛遂自荐，当仁不让，一二三四，列了好几条，认为自己最合适不过；问到对老范的看法，小丁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样是一二三四，当然都是否定的意见。宋老板当时就有些不高兴了，说是老范难道就没一点优点吗？看人要一分为二嘛。后来，他又找老范谈话，没想到老范一开口就极力推荐小丁，他说小丁如何如何有才，如何如何比自己强。宋老板笑了起来，他说老范你也不要贬低自己，说说你的长处嘛。老范说，我那点长处不值一提，也就是打打杂，跑跑腿，和丁主任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宋老板听后又笑了，他说县办的工作就是打杂跑腿，你能打好杂、跑好腿就不简单啊。杜部长说，小丁太自负了，读书都读傻了，对社会太不了解。还是老范厉害啊，四两拨千斤，让你某了都不知咋栽的。
杜部长说得没错，小丁栽就栽在对社会缺乏了解，而老范的过人之处也正在这里。作为一个中专生，老范读书并不多，但他从底层从乡镇摸爬滚打一步步混上来，却积累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老范常爱说，我最佩服毛泽东了，毛泽东从未留过学，可那些留学巴黎和莫斯科的，都不是他的对手。“晓得为啥吗？就一点，他老人家懂得国情啊！”说到这里，老范总要大发感慨：“要懂得国情啊，不懂得国情可不行啊！”
就在我到县里挂职的第二年，有一次省绿化委员会来了急件，要求各县上报近年来的绿化情况，随通知附有详细的统计表，七天内必须填好上报。当时，宋书记去中央党校学习，刘县长患病到上海检查去了，家里的工作临时由我主持。由于事情很急，我便打电话找老范，老范下乡去了，钱副主任闻召匆匆赶来。钱副主任就是原先会计科的小钱，老范当主任不久便把他提了上来。钱主任看了通知和报表就皱起眉头抱怨起来，他说这表怎么报啊？内容这么细，每年种了多少树，还有树的种类、分布等等，县里过去从未有过这方面的统计，无从下手啊。我说，那就赶紧通知各乡镇，让他们抓紧摸查上报。可小钱挺为难地说，七天时间怕是来不及啊。听他这样一说，我也有些急了，抓起电话就拨通了老范的手机。老范显然喝了不少酒，说话时舌头有些发硬，不大灵便的样子。
我说老范，你又喝多了吧？老范说没喝多，才小一斤的样子。我说这还不多啊，你都快成酒桶了。老范哈哈地笑起来，他说下边这帮伙计你也知道，不喝他们能放过我吗？我一听便笑了，老范说的倒是实情。这帮乡镇干部喝起酒来个个生猛无比，每回下乡我最发怵的就是吃饭，不知要说多少废话，并把随身携带的胃药挨个展示方可勉强过关。我说老范啊，酒的事以后再说吧，现在有个急事马上要办。老范说啥事啊，我便把绿化委的急件说了一遍，老范听了并没有像钱主任那样感到棘手，一副不大当回事的口吻说，我知道了，我今晚就赶回来。我强调说只有七天时间啊。老范说没问题，要不了七天。我听他挺有把握的样子，便说那这事就交给你了。老范说没问题，你就请放心吧。
果然，没出三天，老范的报告和统计就弄好了，送到了我的案头上。我一看，统计搞得很详细，各类数据也煞有介事，很精确的样子，可以看出县里这些年的绿化工作是逐年提高，成效显著。我不禁心生疑惑，问老范说，你这数据咋来的？老范笑了起来，他说还能咋来啊，毛估估呗。我一愣，说这样怕不好吧。老范说没事的，以前也都这么弄的。看我不放心的样子，他又安慰道，你一直在上边工作，下边有些事你不清楚。这种事认真不得。要都那么认真，就啥事也别干了。我说上边万一查起来怎么办？老范笑了，查啥查啊？查得过来吗？这么说吧，这些年各地上报的绿化数字如果累计起来，怕是要绕地球好几圈喽，可实际情况呢？大家都模糊，我们是这样，别的县也一样，上边心里也清楚，就这么回事吧。“国情嘛！”说到这里，他咧开厚厚的嘴唇，满不在乎地笑起来。
材料就这么报上去了，可谁也没想到随后却惹来了一桩大麻烦，就连老范也始料不及。那是半个月后的一天，省政府办公厅突然来电话，说是要在松县召开一次全省绿化工作现场会，各地市、县均派人参加，到时还将安排进行实地考察。我一听便慌了神，责怪老范把事情搞糟了。“你瞧瞧，成绩肯定说大了，”我埋怨道，“这下好了，看你咋收拾吧！”老范却感到挺纳闷，他说：“不可能啊，成绩方面我是留有充分余地的。”他还说，这事填表前，他就考虑到了，不能太突出，也不能太落后。“太突出了，别人不信；太落后了，对县里的形象也不好。”老范解释说，为此他还动了一番脑筋，专门给南边的几个绿化先进县打过电话，我们报的数字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酌减的。“这就怪了！”听老范这样一说，我心里也犯起了嘀咕。当天晚上，我打电话找到了省政府办公厅三处的齐处长。齐处长原在报社工作，我俩关系很熟，无话不说。“这事是洪秘书长定的。”齐处长很快就把事搞清楚了。第二天，他给我回电话说，原先绿化委的意见是，现场会最好在南边的几个县中找一个，可洪秘书长却说我看松县不错，这里基础差，进步却不小，有代表性啊，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一听便叫苦不迭，问齐处长说能不能更改了，齐处长说你老兄别搞笑了，通知都发下去了。
放下电话后，我真有些不知所措了。稍稍冷静下来，想到这事应该向宋书记报告，于是便给中央党校打了电话。宋书记接了电话，反应相当平静。到底是老县委书记了，经见得多了，他不慌不忙地说既然事已至此，那就全力以赴把会开好吧。他提醒我说有事要多和在家的领导商量，包括老范他们。“玉东同志，”他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多辛苦了。这事关系到松县的形象问题，因此现场会只能开好，不能开坏。”第二天，我便召集有关方面开起了紧急会议。会上提出了几套方案，其中老范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老范的方案概括起来八个字，即“扬长避短，避实就虚”。具体说，就是把现场会放到黄堂乡去开。松县的绿化状况总体来说比较落后，但靠着大青江的黄堂乡却一枝独秀。这里有山有水，人称小江南，绿化程度就是与江南的几个县相比也弱不到哪里。“以点代面，一俊遮百丑嘛，”老范的主张还是极有说服力的。
半个月后现场会召开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松县，省市领导加上各地市、县代表足有150人之多。会议由洪秘书长主持。洪秘书长叫洪天民，实际是副秘书长，分管绿化工作。他是个大高个，一表人才，说话做事简洁干练，从不拖泥带水。水平也挺高，看问题常独具慧眼，不喜人云亦云。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都说，糊弄别人可以，要和洪天民打马虎眼儿你可得掂量掂量。会议只开了半天，包括开幕式、领导讲话以及经验介绍，短得不能再短了——这就是典型的洪天民式的作风，用他的话说：“废话可以少说，多说无益，关键是看，百闻不如一见嘛。”接下去便是进行考察了。当天晚上，我和老范来到洪天民的房间，向他报告考察路线和安排。
洪天民微笑地听着，等我讲完了，他说：“嗯嗯，看来你们已经安排好了？”
我说是的，黄堂乡那边前几天就作了准备。
洪天民噢了一声，眼睛眯成了细细的一条线，他看着我说：“玉东啊，你们工作做得很细致，这很好。”停顿了一下，他用手指在沙发的扶手上轻轻弹了两下，接着说，“不过，为了使这次考察更有说服力，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换一种方式，黄堂乡就不去了，随机抽一个地方去看看如何？”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不禁咯噔一下。洪天民果然厉害啊！这一来，我们的计划可就要全泡汤了。
“怎么了，玉东，有问题吗？”见我迟疑着没说话，洪天民紧接着又问道。他的眼睛仍然眯缝着，带着笑意，但这笑意中仿佛透出一种探究般的尖利，要把我看穿了似的。
我忙掩饰住慌乱，支吾着说：“没，没……没问题……秘书长安排吧……”
“那好，”洪天民站起来，走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县域地图前察看起来。一边看，一边轻声念叨着地图上的地名。我的心悬了起来，不知他到底会选中什么地方。我悄悄看了老范一眼，老范的表情倒并不慌张。不仅不慌张，而且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找来了一个放大镜，很殷勤地递到了洪天民的手中。
“大侯乡……小侯乡……”洪天民用放大镜照着地图，嘴里重复念叨着。显然对这两个地名发生了兴趣。他回过头来，说：“大侯乡……小侯乡……这里的人是不是都姓侯啊？”
老范说：“不错，这里侯是大姓。”
洪天民嗯嗯了两声，接着用手点了点地图，笑着说，“那就大侯乡吧，怎么样？”
我的心往下一沉，彻骨的寒气猛地灌顶而下。我想，秘书长唉，你啥地不好选？怎么哪壶不开偏提哪壶！大侯乡是全县最落后的一个乡，也是绿化最差的一个乡。这要去看了，我们在会上介绍的那套天花乱坠的经验可就成了大笑柄了！从宾馆里出来，我急得直叹气，对老范说，这可咋办，黄堂乡那边都白准备了。老范说不怕，刚才我就想好了，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啥意思嘛？”我不解地看着他。“很简单，不变应万变啊，”老范凑到我的耳朵边，压低声音说，“不论他抽到哪个乡，反正我就一条，带你上黄堂。”
“什么？”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
“没错，”老范肯定地回答，“他们不是要去大侯乡吗？咱就把黄堂说成大侯！他们都是外地来的，谁能搞得清楚？”
老范的话简直把我说傻了，这不是开玩笑吧？这么大的事能糊弄过去吗？我愣愣地看着他，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老范却满不在乎地说：“不是有出戏叫狸猫换太子吗？咱就来个黄堂换大侯，怎么样？”说着，竟扑哧一声笑了。
我可一点也笑不出来。我说：“这样好吗？这不是明显欺骗吗？”老范说李书记啊，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不这样做又咋办呢？事到如今，为了松县的形象，只能试一试了。我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了。我这人一向本分厚道，这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长这么大，我还没做过什么太出格的事。这样的搞法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不是小事情啊，”我想了想说，“要么给宋书记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老范马上反对，他说你这不是让宋书记为难吗？眼下可是你在主持工作。我一想，确实如此。老范给我打气道：“李书记，怕个啥呢？说千道万，咱还不是为了松县好吗？出了事你就往我身上推，好大事啊！不就是一顶乌纱帽吗？”叫他这么一说，我倒显得太自私，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这样，老范开始按计划连夜布置妥帖。次日一大早，吃过早饭，与会代表们便分乘八辆面包车由警车开道，热热闹闹地驶出县城，驶向了所谓的大侯乡。我和老范陪着洪秘书长等领导坐在第一辆车上。老范昨晚一夜未睡，天亮才从黄堂乡赶回来，尽管两眼熬得通红，眼底布满了血丝，可神情却没有一点疲惫的样子。一路上，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与我那副心事重重的模样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我真有些佩服他了，不得不承认他的心理素质比我强多了。
车队浩荡前行，显然没有按照通常的路线行驶，而是绕道牛洼乡、青田乡。因为这两个乡的路两边植树情况较好，这又是老范的煞费苦心！果然，洪秘书长等领导都被道路两边绿树成荫的景况所吸引了，啧啧称赞起来。洪秘书长说：“绿化搞得不错嘛，是不是全县情况都这样啊？”我斟酌着词句，正考虑如何回答，老范已经接上来了。他说：“这还不算最好的，黄堂那边的几个乡，一眼望去，树都连成片，比这里要好得多。”
“是吗？”洪秘书长眯缝着眼睛，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好啊，好！能够这样，已经太不简单了！”
老范谦虚地说：“领导过奖了，我们做得很不够，欢迎多批评。”
目的地渐渐地近了。一路上，我已经注意到了，路标上凡是指明“黄堂乡”的都已改成了“大侯乡”。当车队进入黄堂乡地界时，迎面的牌楼上原先写着“黄堂乡欢迎您”的几个大字，现在赫然在目的却成了“大侯乡欢迎您”。“中国共产党黄堂乡党委”和“黄堂乡政府”的牌子也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大侯乡党委”和“大侯乡政府”。就连会议室墙上悬挂的锦旗、奖状也是连夜从大侯乡搬来的。洪秘书长进入会议室后饶有兴致地看了半天，也没看出破绽来。看来老范布置得真是周密细致，滴水不漏。
负责接待的是黄堂乡的周书记，这时临时扮演起了大侯乡的书记。汇报材料原本就炮制好的，只是昨夜临时进行了加工，把文中的黄堂乡一律改成了大侯乡。一切都有条不紊，按照事先的安排有声有色地进行着。只是有一个细节差点儿出了纰漏，那是在代表们进入会议室后，服务员准备上茶时，老范突然发现茶杯上竟印有“黄堂乡政府”字样——显然是被忽略了——好在老范反应迅疾，马上打了一个马虎眼，“怎么还用这种杯子啊？”他不高兴地咂着嘴说，“如今都作兴一次性嘛！”他看了周书记一眼，周书记也省悟过来，连忙拍着脑袋说还是范主任说得对。
“换喽，都换喽！”他挥着手，故意用训斥的口吻对乡政府的办事人员说，“你们这些人呀，一点卫生意识都没有！”
洪秘书长并没有发现问题所在，他乐呵呵地瞧着老范和周书记说，没事，没事的，换不换无所谓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嘛。可老范和周书记却容不得半点迟疑，忙不迭地让服务员撤下茶杯。这一来手下大乱，过了一刻钟光景，茶才换了纸杯送上来，好在事情总算遮掩了过去。
汇报结束后，周书记便领着代表们进行参观。黄堂乡的绿化状况的确不错，正值春暖花开，青山绿水，满目葱茏，到处充满生机。洪秘书长看得高兴，说是这里景色真不错，远离城市，空气清新，要是退休了，在这里买上一个小院子，颐养天年，那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说着，不禁吟起了苏轼的词来：“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老范带头喝彩，大家也都鼓起掌来。
众人走走看看。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群群的村民们正在植树。洪秘书长便饶有兴致地走上前去与他们攀谈起来。
“老乡啊，”秘书长说，“种树呢？”
村民们说，是啊，赶季节哇，眼下可正是种树的好时候啊。
秘书长说：“每年都种吗？”
村民们说，可不是哩，每年都要种，人人都要种，现如今已成了大家伙的自觉行动。
秘书长说：“为什么呀？”
村民们说，认识提高了呗。
秘书长说：“哦？具体说说看！”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种树好啊，发展了经济，又美化了环境，绿化了我们的家园。
“好啊，说得好啊，”秘书长连连颔首，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和老范，说，“能有这样的认识，不错，很不错嘛！”
我知道这又是老范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后来一问，果然这些村民都是事先找来的，他们中有村干部，还有乡办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老范颇为得意：“周书记搞得不赖，这些人说的都挺溜啊！”
第三天，现场会圆满结束了。闭幕式上，洪秘书长对于松县的绿化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才几年时间就进步这么快，说明县委县政府工作做得好啊。“你们是造福子孙，积了大德！”他很欣慰地说，“看来我这次在松县开现场会是开对了。”
会议结束后，省政府以文件形式把我们的经验发向全省，号召各地向松县学习，掀起植树绿化的新高潮。省市报纸专门辟出专版，电视台、电台还做了专题，声势浩大地对松县经验进行了报道。我心里却感到有愧，忐忑不安。宋书记从党校回来后，我向他作了汇报，并真诚地进行了检讨。宋书记并没有过多责怪我，他说从党性原则上讲这样是不妥的，有弄虚作假之嫌，好在事情并没有产生后果。“这样也好嘛，”他扔给我一支烟说，“这对我们也是一个促进，坏事可以变好事嘛。”正说着话，老范从外边进来了，宋书记突然高起嗓门大声说：“老范啊，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这种事也只有你能干出来，简直瞎胡闹嘛！”老范红着脸，做出一副腼腆的样子，说：“我该死，我该死！”宋书记哈哈大笑，用手指头轻轻点着他说：“是该死！出了问题，我看你是吃不了兜着走！”我真有些糊涂了，不知这究竟是批评还是表扬。
我在松县挂职不到两年就被组织上重新调回报社担任副总编了。离开松县后，我与老范的来往逐渐少了，不过联系并未中断，关于他的情况，通过一些熟人也时有所闻。在我走后，老范可谓官运亨通，提拔很快，先是升了副县长，没几年又被磨正，当上了一县之长。有一次，老杜来看我——老杜就是松县组织部的杜部长，现已退居二线——他对我说，老范上得快主要是靠宋书记，别看宋老板经常敲打他，可骨子里还是对他欣赏有加。“怎么说呢？”老杜用一种说不上否定也说不上肯定的口吻说，“老范这人啊，贼大胆，身上有一股草莽之气，许多事情不照规矩来。别人不敢办，他敢；别人办不了的，他却办了。实事求是讲，这几年，他为县里是做了不少事。松县这两年发展也很快。从好的讲，这是有魄力；从坏的讲，就是目无组织纪律——唉，如今也是邪了，就是这种人吃得开！”
我对老杜的话不以为然。我说这种搞法长不了，如今与过去不同了，国家正在步入法治时代，草莽英雄已经吃不开了，老范那种搞法早晚要出事，我真替他担心啊。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几年后的一天，我正在会议室开会，新闻部的贾主任匆匆跑来把我叫了出去，说是有篇重要稿件请我过目。我一看标题《大青江发生严重污染事故，是谁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不禁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我问贾主任。贾主任说，松县化工厂出了问题，大青江整个污染了，气味刺鼻，死鱼漂满了河面，估计损失在上百万元。洪省长已作了批示，有关方面正在查处。我说，松县化工厂不是整改过了吗？“整改个屁！”贾主任说，“他们搞的那一套完全是糊弄人的！调查组前脚一走，他们该咋干还是咋干！”
“那县里什么态度？”我说。
“还用说吗？”贾主任说，“没县里支持，他们敢吗？”
我知道这回事情严重了。“松化”是个严重的污染企业。该厂原在南方某市，后当地政府从环保需要出发，责令其限期迁出，于是他们便来内地寻找落脚之处。尽管该厂利税可观，可污染严重，无人敢于问津。就在四处碰壁之时，老范却主动找上门来，并许以优惠条件，该厂高兴坏了，于是一拍即合。但是，该项目上马却并不顺利，省市环保部门及大青江下游的几个县群起反对。老范那些日子上蹿下跳，到处找路子。有一回，他跑到报社来找我，也不知从哪儿听说环保局的吴局长与我是党校同学，让我出面请他出来“坐一坐”。碍不过面子，我给吴局长打了电话，但吴局长一听说是“松化”的事，便一口回绝。
“玉东老弟啊，那可是一颗定时炸弹！”吴局长在电话里很干脆地说，“这事你别管了，根本没商量，搞不成的！”
打电话时，老范就坐在一旁，吴局长的话他都听到了，可他并不死心。“我就不信，”老范不服气地说，“事在人为，我就不信在中国还有摆不平的事。”
此后大半年过去，老范再没来找过我。我以为这事肯定没戏了，可没想到一天夜里，老范突然打来电话，舌头打着卷儿，显然又喝了不少酒。他说，玉东老兄啊，“松化”就要上马了，“五一”举行奠基，你老兄可一定要来捧场。我说，不是环保局不同意吗？老范说，不同意不要紧，做工作呗！毛主席说过，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共产党人最讲认真。总之一句话，我全他妈的搞掂了。
我说你可真行啊！老范哈哈地笑着，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我早说过，在中国没有摆不平的事——这就是国情嘛！”
然而，“松化”投产不到一年，有关部门就不断接到投诉。大青江下游的南峰、五湖、东山等县深受污染之害，反映尤为强烈。每逢干旱少雨季节，大青江水面浑浊，异味扑鼻，并伴有死鱼漂浮。省市领导终于引起了重视，成立调查组进驻松县。调查结果令人不寒而栗，大青江水质污染已严重超标，必须立即关闭“松化”，方可彻底解决问题。那段时间，老范可急坏了，带着县里和“松化”的有关人员，像没头苍蝇似的乱飞乱扑，到处嗡嗡个不停，喊冤叫屈。他也来找过我，让我压住有关“松化”污染的报道。
“玉东老哥，”他一个劲儿地求情道，“你可是松县的老领导，你不帮我们还有谁帮我们啊！”他还说，他们正在全力做工作，而且已经有了转机。眼下这个节骨眼上，新闻界万不可火上浇油。一旦媒体炒作起来，那就不好办了。我感到挺为难的，说这稿老楚已经批过了。老楚是报社的一把手，他批过的稿子我也不好压啊。老范说，你是分管老总，只要你肯帮忙，老楚那边我来做工作。我说你就这么有把握，老楚可不是好说话的人。“事在人为吧，”老范说，“啥样的人咱没见过啊！”
第二天，老楚真的来找我了，说是“松化”的稿先放一下吧，上边有人打招呼了，有关方面正在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这种时候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先看一看再说吧。我一听这话，自然是心照不宣。回到办公室，我给老范打电话说，你老弟牛啊，手眼通天，不简单嘛！老范说，牛个屁！一句话，装孙子呗，全靠弟兄们帮忙了。“噢，对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眼下正是吃螃蟹的季节，我让办公室搞了几篓子螃蟹，明儿就给你送去。”
我说：“大青江的螃蟹我可不敢吃。”
老范说：“你别怕啊！咱俩谁跟谁啊？都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我他妈的能害你吗？这可都是河里养的，和大青江可不沾边。”
过了一段时间，松县污染的事就逐渐平息下去。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听说“松化”向污染开战，取得重大进展，建起了一座全省最大的、也是最现代化的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日处理污水可达50万吨，从而有效解决了大青江污染问题。
夏天到来的时候，省里组织环保部门及新闻单位前往“松化”检查。我也被邀请前往。在欢迎会上，老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老范说，治理污染人心所向，势在必行，这对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吸取过去的教训，下大决心，彻底治理污染，绝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砸子孙的饭碗。老范的讲话掷地有声，慷慨激昂，赢得热烈掌声。欢迎会结束后，大家参观了“松化”的污水处理系统，亲眼目睹了污水经过处理变成清水的过程。老范说，经过处理的水，水质已相当好，完全达到了饮用标准。说着，就让人拿来茶缸，从中舀起一些，当众喝了几口。洪副省长（即原来的洪秘书长）高兴地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亲眼所见，我这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可是，谁能想到，那次检查还没出两个月，大青江却发生了严重的污染事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急急地浏览了一下稿件。据稿件云，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松化擅停排污设备，违法超标排污所致，加上近日我省境内出现两次大规模降雨，沉积的污染物被暴涨的河水冲起，导致水溶解氧急剧下降，造成松县河段出现大面积死鱼。
我说：“这老范咋恁糊涂？排污设备怎么能随便停呢？”
贾主任笑着说：“什么叫随便停啊？那排污设备平时压根儿就不开，除了检查团来时作作秀，完全是个摆设。”
“这是真的？”
贾主任耸耸肩：“要不说他们明一套，暗一套，阳奉阴违哩。”
回到会议室，我也无心开会了，正琢磨着如何处理这个稿子，手机响了。我一听是老范，忙出了会议室。老范说，大青江污染的事你都知道了吧？他的声音听上去火烧火燎的，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我说，能不知道吗？稿件都写出来了。“怎么回事啊？”我说，“排污系统为啥不开？这不是找死吗？”老范解释说，排污设备运行起来费用太高，一天光成本就要十几万，开不起啊。我说开不起你建它干吗，老范说不建能行吗，上面通不过啊。“那你就玩假？”我说，“可这种事能玩假吗？”老范有气无力地说，谁想到后果这么严重。“玉东老兄，”他停了一下说，“眼下可是生死关头，你无论如何要拉兄弟一把啊。”
我说，这回我可帮不了你了，洪省长已经批示了。
老范说，洪省长那边我正在找人做工作，稿子你先别发，一旦见了报，我就死定了。他的声音里这时已带了哭腔，一口一个“玉东老兄”地叫，弄得我竟有些于心不忍了。
“那好吧，”我勉强地答应道，“让我试试吧，顶不住你可别怪我。”
老范连声感谢。可他想得过于简单了，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谁也无法一手遮天。几天后，南方的一家报纸率先捅出了消息，接着全国大小报刊铺天盖地，掀起轩然大波。互联网上更是沸沸扬扬，一片讨伐之声。省报不能再沉默了，发稿前我拨打老范的手机，打了几次对方都关机了。我又打他的秘书小董的电话。小董说，上边正在找范县长谈话，可能是要做出处理吧。我说怎么处理。小董说，现在还不清楚。
当天傍晚快下班时，报社接到了省委省政府关于严肃查处大青江污染责任人的明码电报。电报称，震惊全国的大青江特大污染事故，是松县化工厂顶风作案，偷排、超标排放污水所致，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现已初步查明，事故造成死鱼20万斤，直接经济损失近120余万元。省政府已责令松县政府关闭肇事企业，彻底切断污染来源，并依法对有关责任人做出处理。在一长串的处理名单中，老范首当其冲，被免去县长职务，并受到党内记大过处分。
老范被查处后，有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情绪低落。可没多久，他又蠢蠢欲动，试图重新复出。那段时间，他常往省城跑。有一次，他来报社找我，我请他喝酒。谈及那次事故，他依然愤愤不平。
“我图个啥呢？”他一边喝酒一边说，“我那么做，还不是为了松县的发展，为了松县几百万老百姓吗？”
我婉转地提醒他说，你的动机或许是好的，可结果适得其反。“最关键的是，”我向他指出，“你那套做法已经行不通了，误国误民还误己，要接受教训啊。”
老范卷着舌头，竖起筷子向我猛地一摆。
“屁的教训啊！”他说，“算我倒霉，撞到枪口上了。”
作者简介
季宇，男，江苏泰兴人，1952年生于安徽芜湖，曾下农村放插队落户，服过兵役。1979年入安徽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安徽中医学院古籍部工作数年。著有小说集《爱的变奏》、《当铺》，长篇小说《段祺瑞传》、《权力的十字架》，长篇纪实《共和，1911》，电视剧《徽商》、《辛亥革命》等。现在安徽省文联《清明》杂志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