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溪从北海回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又来跟我借钱。在去北海之前，他刚跟我借了一万，加上他自己说他准备有一万，两万块钱去一趟北海，才一个星期就花了个精光，扣除来往的路费，平均每日还消费三千元以上，这钱到底是怎么花的？
董溪从北海回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又来跟我借钱。他带来许多礼物——珍珠、珍珠项链、珊瑚、贝壳——他把这些礼物一一分送给我们。我们是指我、我妻子和我儿子。怎么送这么贵的东西？真是。我妻子说。她很喜欢董溪送给她的珍珠项链，并立即戴在脖子上，而把我送给她的金项链摘下来。好看吗？她问我，也像是问董溪。我说好看。董溪也说好看。为了证实我们的说法，她走进卧室去，用大镜子照看。
董溪就在这时候小声地跟我借钱。他简要地说明了借钱的理由——其实我也是为朋友借的，一个重要的朋友，他说，我必须弄一万块钱给他，这对我很重要。
我说要多少？董溪说一万吧，八千也行。我说那我都得去一趟银行。
董溪随我去银行的路上，没有坦白北海之行的具体实情，比如和谁去？去干什么？他都守口如瓶，因为他说那是不能或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和表达的。他显得很神秘，也把北海弄得很神秘。
我把一万元钱交给董溪。董溪没有清点就说两万。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故意装作不懂地说什么两万？董溪说加上上次的一万，就是两万，等我情况有了好转，就还你。我理解董溪所说的情况指的是他投资开采的一个煤窑，他已经投入了六十万，但现在还没挖到煤。我说兄弟别讲这个，用就是了。董溪说那不行，亲兄弟，明算账。以前你借我的钱，不也是同样还我？我说那是因为我的境况好了。董溪说我也会好起来的，很快。我说是不是挖到煤了？董溪说没有，不过我肯定再挖进去一百米就能挖到了，一百米，只要再投入二十万，我就不信挖不到煤？！言下之意，董溪的煤窑已经掘进了三百米，因为他已经投入了六十万元。我当然知道六十万元的投入，已经使董溪倾家荡产，他如何能筹得二十万？
我没想到我也有机会去北海0就在我借钱给董溪没几天，孙全科要我带足钱，随他一道去一趟北海。我说足是多少？他说三个人，总要三五万元才够吧？我说还有谁？孙全科说黄国正。我当然知道黄国正，我们一向把他当菩萨。但我并不知道也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北海，孙全科就告诉我说既然黄国正想去北海，那不就去啰？
机会就这样来了。
黄国正、孙全科和我乘坐本公司的“蓝鸟”，一路顺风到了北海。一路上，黄国正和我轮流驾驶——在路况好而且估计不会出现交警的地段，黄国正当仁不让掌握着方向盘，因为他的驾驶还需要练习并且没有驾驶执照。而每经过城镇和曲折复杂的路段，则由我将他替换。尽管这样，我和孙全科还都得为黄国正捏一把冷汗，提心吊胆，但嘴里还得夸他。
我们直接把车开进银滩——举世闻名的海滨公园，或者浴场。我们在公园里一个名叫“幸福”的宾馆要了三个房间(这当然是孙全科的主意，他是公司的法人，有权指定做什么和怎么做，包括对我指手画脚，使唤我做这做那。)，从房间的窗口，可以望见湛蓝的大海和银色的沙滩。沙滩上现在遍布着五颜六色的太阳伞，像野地上的蘑菇，闪耀着毒热的光辉。有几千人在沙滩上活动，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出，他们有一半以上是出租太阳伞、游艇以及拉客、兜售各种食物和玩物的商贩，有一半才是游客——他们大都以团体和群体的形式出现在海滩上，这类的人很少下水，并且显得匆忙紧促，看得出他们不是海滨公园里各宾馆的旅客，因为他们都拿着行李。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游泳，而主要是为了照相。
要游泳，必须得等到晚上。真正的群英争艳或群芳争雄的场面要到夜幕降临时才出现。老猫们现在都躲在屋里，到晚上才出动，像我们一样。黄国正如是说。他收起望远镜，劝慰到他房间来商量活动的孙全科和我别性急。先吃饭，吃完饭再说，他说。
到北海当然要吃海鲜，这似乎是每一个到北海的人的目的之一，就像去了北京要吃烤鸭去了内蒙要喝奶茶一样。我们在嘈杂和密集得像口琴的“海鲜美食城”里步行。其实我们还没有真实地看见海鲜，却先看见到处拦抢食客的人——就像晚些时候我们还没有接触海水，却先遇上前呼后拥要求陪泳的人一样——我们在一个满嘴甜言的小子的拉拢下走进他的店铺。我们终于能仔细看着我们向往的海鲜，它们像酷热的城市在游泳池里扑腾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在输氧的大盆中浮动、蹦跳和喘息。我们点了最生猛的，叫老板快弄，因为我们已经又馋又饿得急不可待了。
该下海游泳了，因为天已经漆黑。在行动之前，孙全科从他的房间打电话叫我拿一万块钱去给黄国正，拿两千块钱给他，做零花用。我拿着钱，先进孙全科的房间。孙全科接过钱后说给黄了吗？我说没有，我不知道给他的时候该怎么说，孙全科说什么也别说，扔在床头柜上就行。我说他要是问我怎么回事怎么办？孙全科说你真蠢，他怎么会问呢？
我当着黄国正的面把一沓从银行取出来就没动过的万元钞票轻轻地掷在床头柜上。黄国正果然莞尔一笑，没有吭声。只是在我离开房间时，说了一句田老弟，看你的了。我说看我什么？他说你身体好呀！
我们仅穿着游泳裤走出“幸福宾馆”，配着胶圈的房钥匙被我们套在各自的手腕上。舒爽的海风和动听的海浪声顿时扑向我们，令我们加紧步伐。我们赤脚踩在了又平又细的沙滩上。沙滩上现在比较灰暗，但五六米远能看见人影，一米能看见人。所有的光大部分来自岸边楼堂馆所霓虹灯火的映照，这朦胧的光足以让人迷途知返，像融融的月色。
从现在开始，我们被一茬又一茬浪荡的女子阻挡，并且引诱。她们像一道又一道关口，不轻易将我们放过。她们大多身着泳装，并且连同头发还是干的。看得出来她们还没有下水，就像她们看出我们一样。
先生，要陪泳吗？所有的开场白，几乎都是这一句话。
多少钱？黄国正、孙全科问。
一个钟五十。
五十就可以啦？
五十只能陪泳啦。
那还要别的呢？
到水里再谈好啰。
小姐是哪里人？
我湖北。
我四川。
我湖南。
我江西。
有北京上海的吗？
没有。
那对不起。孙全科、黄国正以没有北京上海姑娘为由，委婉辞退了无数热情好客的女子的毛遂自荐。当然我和他们一样，他们看不上的女子，我也看不上。我们像螃蟹或海龟一样迟缓接近海水。就在我断定没有北京上海姑娘的时候，一个先前与我们有过接洽的姑娘把三个新人推了过来，说道：喏，北京上海的。
黄国正、孙全科和我一边打量被称是北京上海的姑娘一边听她们说话。通过讲话她们的籍贯初步得到证实：两名能操一口标准国语的是北京人，另一名能“依”呀“阿拉”呀流利顺畅的自然是上海人。重要的是她们身材高挑、娇艳妩媚，恍如模特一般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使得黄国正、孙全科破例不谈价钱，颇有富豪之风。
黄国正对孙全科说你喜欢北京还是上海？孙全科说你呢？黄国正说北京。孙全科说我也北京。于是黄国正就看着我说老弟，上海就交给你了。
黄、孙各与一名北京姑娘手拉着手走向海水，很快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他们的消失令我茫然，还有慌乱。我不知道如何应付眼前的上海女子，她是那么专注地期待着我，像一辆已经被招呼停下的出租车，让我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
走呀？走吧。她说。
我……我说，我可什么也没带。我示意我只穿了游泳裤来，说你看。
那没关系，她说。她领会我的意思是我没带钱。完了我跟你到宾馆去拿。你住在哪个宾馆？她说，并注意到我手腕上的房钥匙。我说幸福宾馆。她说几号？我说1203。她说好的，游泳完了我们就上去，啊？我说好吧。
就这样我被美丽和善解人意的上海姑娘拉下水。我们在水里逐步由浅入深，手牵着手，像一对殉情的男女。汹涌的潮水或海浪不断升级向我们卷来，令我畏缩。但上海姑娘鼓励我往前冲，不要怕。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大浪卷来，快打向我们的时候，她拉紧我说一二，三！冲！我们像船过险滩，又像鸟迎着狂风。破浪乘风之后，我忽然感到特别的快意，像投资并且历经风险之后赚到了钱。我欣然四顾，看黄国正、孙全科在哪？他们是否和我一样冲动和快乐？有两对正在水里搂抱亲密的男女，我以为是他们。但靠近一看，不是。我的朋友上哪去了？我自言自语，也像是问上海姑娘。上海姑娘说别管他们，他们肯定比你快乐。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很规矩。我说规矩不好吗？她说不知道。我说你是希望我规矩还是不规矩？她说随你的便。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说我们还是继续冲浪吧。
上海姑娘随着我去宾馆取钱，我很害怕，比刚遇见大风大浪时还怕。回宾馆的途中，我不敢跟她说一句话，尤其在电梯里，我连望也不敢望她，生怕电梯里的其他人，看出什么名堂。上海姑娘仿佛了解我的心理，非常配合我，与我生疏并逐渐拉开距离。等到我先开门进了房间见楼道里没人后，她才进去。我知道她并不怕，她的谨慎细心全是为了我。这使我感动，所以我给了她三百元而且没有了别的需要。她很高兴地说你这个人真怪，其实给这三百元都可以要我了，你为什么不要？我说我正在治一种病，到这里疗养，医生说不能做那种事。她笑了笑说那我陪你聊一会儿天吧。我说你还是走吧。她说我能不能用淡水洗个澡再走？我说可以。她进了洗澡间。我开始往孙全科和黄国正的房间打电话，但全是忙音。上海姑娘洗了澡出来，我还在不甘心地拨。她问给谁打电话？我说我那两个朋友，看他们回来没有，可全是忙音。她说那说明回来了，并且正在干事，怕别人骚扰，所以把电话挂断了。我点头说噢。她说你的朋友肯定不是来养病的，因为他们跟你不一样。我说你不仅漂亮，而且很聪明。她受我这么一夸，也夸赞我道：像你这么阔气而又不好色的男人，难得一见。我说是吗？你姓什么？她说姓张。名呢？我说。她说小丽。我说美丽的丽？还是茉莉的莉？她说都一样，什么都行。我想接下来她该反问我的姓名了。她要是问，我也只能编个名字或把我生意上对手的名字告诉她，就像董溪常常把他嫉恨的人的名字和名片留给发廊里的小姐——我曾亲眼和亲耳听见他当着不少风尘女子的面分别说他是陆桂生、唐奇思、韦焕德乃至孙全科和黄国正，尽管这些人跟我关系很好，但他丝毫也不担心我出卖他。现在，我决定我叫凡一平，如果张小丽或张小莉问我的话。但是她没问。我很遗憾她没问，不然我可以泄一下对凡一平的不满和私愤——四年前因为他的举报，使我损失了一万方的木材，害得我倾家荡产，很难东山再起，如果后来没有董溪资金援助的话。那时候的董溪财大业大，而且乐善好施。
张小丽(？)走后不一会儿，房间里的电话响起来。我以为是孙全科或黄国正干完了事打来的。但拿起话筒一听是小姐的声音：先生，需要按摩吗？我说不要，然后把话筒放下。隔了一会儿，又有一名小姐打来。从此，打来的电话接二连三，但没有一个是孙全科或黄国正的。这天晚上我不知接了多少个小姐要求上门服务的电话，我不断地好言解释和答复，像电台午夜热线的主持。我不可以把电话挂起来，又不可以去敲孙全科、黄国正的门，因为他们一旦打不通我房间的电话，或搅了他们的好事，我怕他们生气。
孙全科、黄国正和我会面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中午。他俩手足轻盈、和颜悦色，像运动员拼搏以后舒筋活络、惬意轻松。他们关心地问我昨晚过得怎样？我说很好。孙全科说战绩如何？我不解地问什么战绩？孙全科说打了几枪？我没答，像是谦虚。黄国正说田老弟身强力壮，我们三个人比起来，冠军肯定是他。我说过奖。孙全科说我们吃饭去吧，我感觉我的身子已经被掏空了。黄国正说还是生猛海鲜，走。
吃完午饭，我们就在房间里打牌。三个人同样玩儿锄大地，因为这是黄国正的强项。议定一分五十块钱，一百分结一次账。我们正儿八经耍了起来，寸土不让，分毫必争。但我和孙全科总是运气欠佳、技不如人，屡屡输钱。孙全科输完了身上的钱，就跟我要，然后再输给黄国正。一个下午，我和孙全科每人各输了近五千元。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准确地说是7月25、26、27三天)，我和孙全科就这样以每天共近一万元的速度和幅度把钱输给黄国正，而且表现输得心服口服，让黄国正心安理得地收下。黄国正赢了钱，就请我们吃海鲜，还给孙全科和我小费，供我们夜晚消遣。而我们还必须感谢他。
7月28日那天，我对孙全科说钱已经快输光了。孙全科说那我们回吧。我说我们应该买点什么回去吧？来一趟北海，什么东西都没带，不好跟老婆孩子交代。孙全科说钱还够吗？我说买点干鱼虾什么的，还够。
就这样我和孙全科私下来到北海最大的海产品市场。我们刚把车停下，就有一大群贩子拥上来，把我们包围。这些贩子的手臂和脖子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珍珠饰品，像战场上全身挂满枪弹的士兵。我们极力抵挡和回避这些满身宝贝的人，因为我们囊中羞涩。我们埋头挺进，像败兵杀出重围。
但我们最终没有走出包围圈——我居然在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面前俯首帖耳，因为我忽然发现她出售的珍珠品种与董溪送给我、我妻子和儿子的礼物一模一样！
老板，买一套回去吧。很便宜的，三十块钱一套！她说。
什么？我以为我肯定听错了。
三十块钱一套！她重申说，有项链、珊瑚、贝壳，还有，你看！
我确信我的耳朵和眼睛没有问题。狗日的，我说，全要！
我和孙全科疯狂地采买，像粮商到田头收购玉米。
回到宾馆，我们把一大堆珠宝扔在床上，哈哈大笑。黄国正推门进来惊讶地说你们该不是刚抢劫回来吧？！这么多珠宝，这辈子要养多少个女人才送得完？我说赶紧收拾东西，逃吧！
从北海归来的第三天，孙全科说黄国正通知说我们的贷款申请批了，你现在就去把这事办了吧。
我来到银行，去找黄国正。他正在他的部门里忙碌，我对他部门的一个职员说同志，我找黄国正。那个职员回头唤道：黄科长，有人找！我看见黄国正抬头看见了我。我走到他的面前。他说，你是？我说我是南华森工有限公司的，公司的法人是孙全科，我叫田大林。他说噢，你等等。他打开文件夹，翻出一份文件，然后说你们的报告，行长已经批了。我说谢谢。多少？黄国正说五十万。我想说五十万，这么少？但是我说谢谢。他说行长能给你们批五十万已经很不容易了，知道不？我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他说现在就给你们办。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唤道：胡子！有人应答后来到他的面前，我一看正是我先前问话的那名职员。黄国正把文件交给胡子说，你拿着行长的批文带这位同志把有关的手续办了。胡子看看我，说跟我来吧。
办妥手续，我没想到在银行门口遇见董溪，他正在往里进，我正在往外走。他显得很急，但是很兴奋，就像我进来的时候一样。我把他往外拉，站在石狮子边说祝贺。他说祝贺什么？我说祝贺。他猛然醒转，说狗日的，居然比我还先来一步。得了多少？我说，什么多少？他说狗日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我全知道。前几天是你们带黄国正去走了一回，是不是？难怪我找黄国正不在，打电话给你也不在。去哪儿了？我说没去哪儿。他说北海，对不对？
我说无可奉告。他说你以为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我知道你们去哪儿，我还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我说狗日的，这话应该我先问你，而你应该先告诉我！我一拳朝他打去，他敏捷一闪——
我的拳头打在了石狮子上。
作者简介
凡一平，原名樊一平，男，壮族，1964年生，广西都安县人。先后就读于河池师专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乡中学教师、文化局创作员、专业作家等职。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四部，诗歌、散文百余篇，影视作品有电影《寻枪》（小说原创），《理发师》（小说原创、编剧），《跪下》（编剧），《十月流星雨》（编剧），《鲁镇》（编剧）。曾获广西第五届青年文学独秀奖，长篇小说《跪下》获广西文艺最高奖——铜鼓奖。现在广西《三月三》杂志任职，广西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