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兄弟帮
我们是钓鱼兄弟帮。
我们几个迷上了钓鱼。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们的父亲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阿库雷，而我们从出生开始就没离开过这个尼日利亚西部城市。上一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父亲供职的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突然把他调到阿库雷以北一千公里外的约拉。我还记得父亲怀揣调动通知回家的那个晚上，那是一个星期五。当晚和星期六一整天，他和母亲一直像神殿里的祭司那样小声谈论着。星期天早上，母亲出现在我们眼前，她的样子全变了。她的步态像落水的老鼠，在家里走动的时候眼帘低垂。那天她没上教堂，而是一脸一陰一郁地在家为父亲洗熨出一摞衣物。他们俩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我们也没问。我的几个哥哥——伊肯纳、波贾、奥班比——和我已经学乖了：要是我们家的两大心室——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不吭声，就像人一体的心室只让血液流入不让流一出那样，我们乱戳可能会让家里血流满地。每逢这种时候，我们会避开放在客厅八柱架上的电视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一习一或者假装学一习一，忧心忡忡，但什么也不问，默默地感受外面的形势。
黄昏来临时，母亲的自言自语透露了一些零散的信息，就像羽一毛一丰盈的鸟儿抖动身一体落下几根旧羽：“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一个男人丢下他的孩子们不管？就算我有七只手，这么些孩子我怎么照顾得过来？”
这些呓语般的问题貌似不针对任何人，但显然是说给父亲听的。他独自坐在客厅的躺椅上，脸藏在他最一爱一读的《卫报》后面，边读边听母亲抱怨。尽管听到了母亲说的每一个字，他也只会把那些不直接针对他的话——他经常称之为“懦夫之语”——当作耳旁风。他会泰然自若地读报，不时蹦出一句对报纸一内一容的斥责或赞赏：“如果世上真有正义这玩意儿，阿巴查应该很快死翘翘，让他的巫婆老婆哭个够。”“哇，费拉神了！天哪！”“应该砸了鲁本·阿巴蒂的饭碗！”——这些话都是为了让人觉得母亲的哀叹徒劳无功，她的抱怨没人关注。
那晚上一床之前，伊肯纳猜测说，父亲大概要调动工作了。他快满十五岁了，很多事我们都依靠他来解读。波贾比他小一岁，要是没对这种情况发表高见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他说我们经常担心的事儿要成真了，父亲要出国去“西方世界”了。奥班比十一岁，比我大两岁。他没啥看法。我也没有。但我们并没有等多久。
答案第二天早晨就揭晓了。身穿褐一色一T恤的父亲突然来到我和奥班比的卧室，把眼镜搁在桌子上。通常这意味着我们得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会住在约拉。我不希望你们几个给你们母亲惹麻烦。”说这些话时他的脸有些扭曲。每当他想让我们心生恐惧就会摆出这张脸。他语速很慢，嗓音比平时深沉洪亮，他吐出的每个字都钉进我们脑海中的横梁九寸深。要是我们以后不听话，他只要说一句“我告诉过你们”，就能让我们回想起他训诫我们时的每一个细节。
“我会定期给她打电话。如果我听到任何坏消息，”他竖一起食指以示强调，“任何过分的行为，必有回报。”
说到“回报”这个他专门用来强调警告或者对恶劣行为的惩罚的词时，他十分用力，额头两侧的青筋都凸出来了。此词一出，训诫告终。他从一胸一袋里掏出两张二十奈拉1的纸币，放在我们的书桌上。
“给你们俩的。”他说，然后就出去了。
奥班比和我坐在床上。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就听到母亲在屋外提高了嗓门对他说话，就好像他已经走远了。
“埃姆，要记得家里这些半大小子。”她说。
“我会的。”
在她的絮叨中，父亲发动了他那辆标致504。一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奥班比和我立刻冲出房间，但车子已经出了院门。他走了。
每当我想起我们的故事，想到从那天早晨开始，我们这从未分离过的一家人分开了，我真希望——即便过了二十年也是如此——他不曾离开，不曾收到那封调动通知。在那个通知到来之前，一切井然有序：父亲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在露天市场摆摊卖生鲜食品的母亲照料我和我的五个兄弟姐妹。我们跟阿库雷大多数人家的孩子一样，得去上学。万物都顺其自然。我们很少回想过去。时光的流逝算不了什么。旱季的每一天，天空都飘浮着满载一一团一一团一灰尘的云朵，太一陽一很晚才下山。雨季的时候，好像有一只手在天空涂抹着朦胧的图案，大雨倾盆，雷电交加，一下就是六个月。因为这不变的、有序的节奏，没有哪一天特别值得回想。当下和可见的未来才重要。有时，未来的片段会在我眼前闪现，像火车机车沿着希望的铁轨驶来，煤在炉膛里熊熊燃一烧，汽笛声如象鸣般响亮。有时，这些片段会在我的梦境中浮现，抑或混在我脑海中嗡嗡飞过的幻想中——我将成为飞行员，或者是尼日利亚总统，或者是大富翁，买得起直升机——因为未来在我们手中。未来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什么都有可能。然而，父亲调去约拉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时间、季节和过去变得重要了，我们对过去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当下和未来。
从那天早晨起，他就住到了约拉。以前，放在绿一色一桌子上的电话机主要用来接父亲自幼结识的朋友巴约先生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现在，它成了我们和父亲之间唯一的纽带。母亲焦躁不安地等着他打电话过来，还在她房间的日历上标出父亲打电话的日子。要是哪天他没按约定打来，母亲在等待中——经常是一直等到深夜——耗尽了耐心，就会解一开她裹身衣褶边的结，取出里面那张皱巴巴的纸，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她匆忙记下的电话号码，直到父亲接听为止。如果那时我们还醒着，我们会挤在她身边听父亲的声音，敦促她给父亲施压，让他把我们接到约拉去。但父亲总是断然拒绝。他一再重申，约拉局势不稳，经常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而且常常是针对我们伊博人的。我们还是不断要求，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血腥的宗派暴乱爆发。那一次，终于拿起听筒后，父亲在零星一槍一声的伴奏下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从攻击他所在地区的暴徒手中死里逃生的，以及同他的寓所隔街相望的一户人家是怎么被屠一杀的。“他们杀小孩就像杀鸡！”他特别强调了“小孩”。我们但凡还有脑子，就再也不敢提搬家的事。事情就是这样。
父亲每隔一个周末开着他的标志504轿车回来一次，路上要花十五个小时，到家时总是风尘仆仆，一精一疲力竭。我们盼望着那些星期六。家门口一响起喇叭声，我们就会冲出去开门，急着想知道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点心或礼物。后来，我们慢慢一习一惯了几个星期才能看到他一次。在此期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原本身材魁梧，沉着稳重，如今却逐渐萎一缩干瘪。他原本奉行镇静、服从、学一习一和雷打不动的午睡，我们已一习一惯成自然，如今这套规矩却逐渐废弛了。以前我们觉得他眼神锐利，能看到我们背着他犯下的最细小的错误，现在他的眼睛却覆上了一层薄雾。到了第三个月头上，他那经常挥舞警示之鞭的长长的手臂突然像疲惫的树枝一样折断了。然后我们就脱了缰。
我们抛下书本，开始探索我们熟悉的世界之外那个神圣的世界。我们奓着胆子去了市立足球场。我们那条街上的大多数男孩每天下午都在那儿踢球。但他们像狼群一样排外。我们只认识他们当中的卡约德，他就住在离我们家几条街的地方，但这些男孩熟悉我们家，叫得出我们父母的名字，还常常用毒舌招待我们。尽管伊肯纳是个控球高手，奥班比是守门神将，他们还是管我们叫“菜鸟”。他们还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父亲“阿格伍先生”是在尼日利亚中央银行上班的富人，而我们是特权阶层。他们给父亲起了个奇特的外号：奥尼尔老爹。后者是一部备受追捧的约鲁巴肥皂剧里的主人公，有六位妻子、二十一个孩子。他们用这个外号来嘲笑父亲，因为他觉得孩子多多益善，在我们那个区算是出了名。在约鲁巴语里，奥尼尔老爹还有“螳螂”的意思。那可是一种瘦巴巴的丑陋的绿一色一昆虫。我们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起先，伊肯纳觉得我们人太少，寡不敌众，就按照基督徒孩子惯常的做法一再乞求他们不要侮辱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他们的事，但他们无动于衷。终于，一天晚上，伊肯纳再也忍受不了那个外号，一头撞向其中一个男孩。那男孩瞬间踢中了伊肯纳的肚子，居高临下地朝他压过去。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们俩缠在一起，双脚在沙地上踢出一个不大规则的圆。但最后，那男孩甩脱了伊肯纳，还朝他脸上撒了几把土。其他孩子欢呼着把那男孩扛了起来，他们的声音汇成一曲胜利的欢歌，其间夹杂着对我们的嘘声。那天晚上，我们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以后再没去过那儿。
这之后，我们不再喜欢去外面玩。在我的建议下，我们一起去求母亲，让她说服父亲把没收掉的游戏机还给我们，好让我们玩《致命格斗》。一年前，父亲没收了游戏机，还把它藏了起来，因为考试经常名列全班第一的波贾带回来一张成绩单，上面用红笔写着第二十四名和老师的警告：“下次还有可能这样。”伊肯纳的成绩单也不妙，在四十个人里排名第十六，他的老师布基夫人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把那封信读了出来。在他的咆哮声中我只听清了“天哪！天哪！”，就像诗歌中的叠句。他宣布没收游戏机，永久阻断那些能让我们兴奋到眩晕、尖一叫和嘶吼的画面。想想吧，画外音一声令下：“干掉他！”战胜的灵魂就狠命收拾那战败的灵魂，要么把他踢到半空中，要么把他砍得血肉横飞。然后，屏幕上会炸开火红的“死亡”字样。有一次，奥班比撒尿撒到一半从厕所里冲出来，因为他想跟着游戏里那个美国口音的画外音一起吼叫：“一招致命！”结果尿滴在了地毯上，招来母亲好一顿教训。
父亲不同意。我们转而寻找体育活动消磨放学后的时光，反正他也鞭长莫及。我们把邻近的朋友们召集起来，在我们院子后面的空地上踢足球。卡约德来了，在市立足球场踢球的那群狼孩里，我们只认识他。他那雌雄莫辨的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微笑。我们的邻居伊巴夫和他的表兄弟图比——一个我们已经扯破了嗓子他还在问“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的半聋男孩——也加入了。图比的耳朵大得出奇，简直不像是他身一体的一部分。我们叫他“伊莱蒂·伊奥若”，意思是长着兔耳朵的人，他也很少生气——也许是因为我们常常耳语，而他有时听不见。我们身穿廉价球衣和用印刷体写着自己球场绰号的T恤衫，在场地上来回奔跑。我们发疯似的踢球，常常把球射一到邻近的院子里，然后就得去捡球，结果往往捡不回来。有好多次，我们跑到球落地的地方，正赶上看见邻居把球戳破。我们恳求他们把球还给我们，但他们毫不留情，因为我们的球要么砸到了人，要么砸坏了东西。有一次，我们的球飞过邻居的院墙，正中一位残疾人的脑袋，害得他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我们的球砸碎了玻璃窗。
每次他们毁掉一个球，我们就得凑钱买新的，只有卡约德不出钱，因为他是镇上日益增多的赤贫人口中的一员，连一个考包2都拿不出来。他常常穿着破破烂烂的短一裤一，跟他上了年纪的父母一起住在通往我们学校的那条路的转弯处一幢烂尾的两层楼里。他父母是信众寥寥的耶稣使徒会（Christ Apostolic Church）的一精一神领袖。因为出不起钱，他为每一个球祈祷，乞求上帝别让它越界，好让我们踢得久一点儿。
有一天，我们买了一只漂亮的印有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标志的白一色一足球。卡约德的祈祷一结束，我们就踢了起来。但还没踢满一个钟头，波贾就踢歪了。球落进了一位医生的院子里，砸碎了那幢豪宅的一扇玻璃窗，惊起了睡在屋顶上的两只鸽子。我们在远处等着，以便有人追出来的时候可以溜之大吉。等了好一会儿，伊肯纳和波贾开始往豪宅方向移动，卡约德则跪下乞求上帝的帮助。我们的密使刚走进那个院子，似乎早就守在那里的医生猛扑过来，吓得我们没命地逃。那天晚上，我们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心里明白我们不能再踢球了。
接下来那个星期，伊肯纳放学回来，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他的新点子：我们去钓鱼。那是一月底。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八日是波贾的十四岁生日。那个周末，我们没吃平常的晚饭，而是用自家烘焙的蛋糕和软饮料为他庆祝了生日。每逢他过生日的那个月，他和伊肯纳会短暂同岁，因为伊肯纳比他早一年出生，生日是二月十日。伊肯纳的同学所罗门跟他描述了钓鱼的乐趣。据他转述，所罗门说钓鱼既刺激又有回报，因为可以卖鱼换钱。伊肯纳还想到，如果我们去钓鱼，说不定能弄到一条“悠悠鲷”。以前，我们家电视机旁边摆着个鱼缸，里面有一条异常美丽的合齿鲷。它的身一体五彩斑斓——棕一色一、深紫、浅紫，甚至还有淡绿一色一。父亲给它起名“悠悠鲷”，因为奥班比怎么也发不好“合齿鲷”这个学名的音，听上去更像“悠悠鲷”。后来，伊肯纳和波贾觉得鱼儿生活在“脏水”里太可怜，就给鱼缸换上了干净的饮用水，结果发现鱼儿再也不从那些亮晶晶的一卵一石和珊瑚中间游出来了。于是，父亲移走了鱼缸。
听所罗门提过钓鱼的事之后，伊肯纳就发誓要弄一条新的“悠悠鲷”回来。第二天，他和波贾去了所罗门家，回来之后开始滔一滔一不一绝地讲这种鱼那种鱼。所罗门带他俩去了个地方，买回来两根带钩的钓竿。伊肯纳把钓竿放在他们房间的桌上，向我们解释用法。长长的钓竿是木头做的，一端连着根细线。细线的末梢坠着铁钩。伊肯纳说，在铁钩上装好鱼饵——蚯蚓、蟑螂、食物碎屑等，就可以放长线钓大鱼啦。从次日开始，整个星期，他俩每天一放学就奔向从我们那个区边上流过的奥米-阿拉河。为此，他们要走过一条很长的蜿蜒曲折的小路，中间会经过我们院子后面那片空地，那里每逢雨季就其臭无比，会有很多猪聚集在那儿。所罗门和我们街上的其他男孩也会去。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罐子里装满了鱼。奥班比和我看到他们钓来的彩一色一小鱼，大感兴趣，但一开始他们不让我们加入。后来有一天，伊肯纳对奥班比和我说：“跟我们走，我们教你们钓鱼！”于是我们就跟去了。
这以后，我们每天放学后都去河边。所罗门、伊肯纳和波贾带队，附近的孩子们跟着。三个大孩子常常把带钩钓竿裹在破布或旧裹身衣里，不让人看见。我们几个——卡约德、伊巴夫、图比、奥班比和我——提着各种用具，从塞着钓鱼服的帆布背包、装着当鱼饵用的蚯蚓和死蟑螂的尼龙袋到用来装抓来的鱼和蝌蚪的空饮料罐，不一而足。我们一起走向河边，在长满带刺的野荨麻的小径上穿行。野荨麻打在我们光光的一腿一上，留下白森森的印子。鞭笞我们小一腿一的野荨麻是我们这个地区最常见的草，在约鲁巴语里有个奇特的名字，叫“埃桑”，意思是“报应”或“报复”。我们排成一列穿过这种长草。一摆脱它们，我们就发疯似的冲向河边。年纪大点儿的几个，像所罗门、伊肯纳和波贾，会换上脏兮兮的钓鱼服，然后贴着河边站好，甩出钓线，让上好饵的鱼钩沉入水中。虽然他们表现得像很久以前那些对河流了如指掌的渔人，但多数情况下只能钓到巴掌大小的胡瓜鱼，有时能钓到不太容易上钩的棕一色一鳕鱼，罗非鱼就更罕见了。剩下的人则用饮料罐捞蝌蚪。我可喜欢蝌蚪了。它们的身一体滑一溜溜的，脑袋奇大，几乎说不上什么形状，就像迷你版的鲸。我心怀敬畏地看着它们悬在水面以下，我的手指头因为不断刮擦它们身一体表面那层灰亮的黏一液而变得黑乎乎的。有时候，我们会捞到珊瑚或埋身河中已久的节肢动物的空壳。我们搜罗过长着涡状壳的蜗牛、某种动物的牙齿——因为波贾十分肯定地说那是恐龙的牙齿，还把它们带回了家，所以我们都相信它们来自遥远的过去——眼镜蛇在岸边蜕下的皮，以及其他任何我们能找到的有趣的东西。
我们只抓到过一条大到能卖钱的鱼。我常常想起那一天。所罗门钓上来的这条鱼比我们以前在奥米-阿拉河里见到过的所有鱼都大。伊肯纳和他一起去了附近的菜市场，半个多小时后就回到了河边，挣了十五奈拉。我们兄弟几个分到六奈拉，回家时兴高采烈。从那以后，我们越发一热衷钓鱼，夜深了还不肯睡，忙着讨论钓鱼的事。
我们兴致勃勃地钓鱼，就好像每天都有忠实的观众聚集在河边看我们，为我们喝彩。河水散发出一水藻的气味，飞虫每到晚上就在河岸附近成一团一盘旋。河岸另一头，虬结的树枝探一入水中，令人恶心的藻类和树叶滞留不去，像地图上几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这些我们都不在乎。我们每天都带着生锈的罐子、死昆虫、蠕一动的蚯蚓，穿着破破烂烂的旧衣裳去钓鱼，因为钓鱼虽然有难度，收获也不多，但实在让人快活。
如今，回顾过去——身为人父的我比以前更一爱一回顾过去了——我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就是在某次河边之行时发生了改变。因为在那儿，在我们组成钓鱼兄弟帮的那条河边，时间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