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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为斋丛书》序原文及赏析

发布时间:2023-01-05 08: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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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说, 干么又要出丛书?这话似有来由,所以也得答个清楚,省得教人捉摸不定,弄不灵清。原是朋友当中有几部我心中很喜欢的书稿,若不给发表,殊为可惜, 故此早就想向书局接洽,给他印行。又见这些书稿目前都不约而同,有些相类,若分途印行, 同好收买,也有种种不便,所以不如并在一起罢了, 不但读者购买便利, 并且体式装潢也可一律一点;每次出书, 又无须重行接洽条件。刻书本是好事, 市上所出正合下怀的书又寥寥无几, 既然有心里很喜欢的书稿可出, 可巧又有书局肯拿钱印行, 三言两语, 一说则合,所以就大胆出了。早晨在床上肚里盘算,眼前就有七八种,若仍旧用工下去,自然还有别种可出。一则可以借此鼓励自己,专心著作;二则亲朋好友, 同道文人, 或者有这个便利,鼓起兴趣, 多多著述,或写作,或翻译, 或编纂,络绎而来,也把不定。原来想起个丛书名目, 叫做《性灵丛书》, 以表所好。后来转想,人心不同如其面, 天下事物,有好之者, 恶之者必有甚焉。虽说一人做人须竖起脊梁, 不可像蜗牛一样,逢人见面, 只顾把头缩到壳里去, 蛰做一团, 然而在此世事纷扰的会儿, 多一种名目, 总是多惹一层是非, 不如来一空空洞洞名目,见首不见尾,旁人抓不到把柄, 同味儿的人自会里中去寻出乐处,含沙射影口沫喷人的人,也就不甚碍目, 索性当做无事过去了,我也乐得过清净。

可是要想清净,也自知是做梦吧?东家是个普罗, 西家是个法西, 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 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做人并不容易,先要近情,可是情字就不容易讲。人情是怎么一回事,人又是什么动物,有谁晓得?苏格拉底言“自知”,一人自知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偏不倚,能得中和,又能用点精神分析工夫,断了出来我何以有这些成见、主张、立场、偏好, 一百人中怕也没有一两人说得开交。况且今日口沫喷人之徒,就不容人近情, 拈个花,采个草,也都“碍道”。这样个世界,人还活得下去吗?总是见地不广,执之过激所致。孔夫子尚许点也浴乎沂风乎舞雩,让今日东家西家弟兄听见,还不把孔老夫子喷个满脸口沫吗?其实孔夫子那里曾说过,儒者终身只好浴乎沂风乎舞雩, 国家的事全可不管了?也不过孔子知道人情,必使近情,然后得其常情之乐;得其常情之乐,然后活得下去;人既活得下去,天下乃可太平。不然冉有、公西华欲辅君行政, 夫子又何必哂之呢?向来儒家明明有夫子昭训在前, 尚且常落了“矫”字“伪”字之弊;今日之人不读圣贤书, 又只懂得西洋文化之皮毛,难怪其矫情更甚。其实中西文化那里有像现代中国人这样不近情呢?即使列国时代墨家, 比较是认真主义的人, 有门人问墨子行义救国那样为要,墨子尚且不肯强人,叫能筑版墙的筑版墙,能搬砖瓦的搬砖瓦罢了。使墨子处于今日, 亦当说, 周作人学水师、鲁迅学医, 却不能以水师、医学救中国,便是这个道理。墨家尚且如此,何况是以中庸为本之儒家, 又何况是西洋几个名哲?大凡今日中国社会变乱,思想凌夷, 难免有人目觇时艰,救国心切, 出为浅薄井见之论,也不必见怪, 只要大家保存一个“诚”字,保存一个公道, 不要自己陷了轻薄滑头,将来总有造出近情容忍的文化之一天。若说国势阽危,那容许你有闲情别致,认识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又非确论。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 不许抽烟,肝气总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藏府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况且孔子之时, 世风也不胜于今日,孔子尚且有闻人歌而乐必和之之闲情别致,你能说孔子亡周吗?

所以这部丛书,也就放胆出了。原来范围无定,或者曲从时势之要求, 多出几本西洋名著的译本,也不一定。但是目前几种, 却是显然专抒性灵之作,而且都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或翻印,或编选,不然便是关于明人小品之谈话。你何以要谈明人小品呢?这是必有的疑问,不然明天太阳不从东边上来了。在我方面, 只是认为文学佳作,认为有性灵文字, 心好而乐之。在向他人说来, 也有几种道理。一则,清初以来, 袁中郎倒霉,这派文学沉没下去, 大家又去做正宗文章,翻印出来叫大家容易看得到, 替袁中郎出出气。二则,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谓“那样底旧而又是这样底新”。原来新就是摩登,然而在外国摩登二字, 又不似现代中文用法,仅用于女子之烫头发及高跟鞋而已。摩登是指现代,最有名的英文丛书,名为《摩登丛书》, 然你试一查书目, 不但这样的新的作品如它史托斯基之《穷人》有, 《圣路易之桥》有, 即18、17、16世纪以至西历纪元前三五世纪之希腊戏剧也有, 可见摩登二字全不是这样解法。亚里斯多德、伯拉图死二千年, 然而这些文章才有生命哩, 才新的希奇。伯拉图《共和国》那章讲优生学, 才新的教你诧异。所谓《摩登丛书》,也不过以现代人为本位,凡摩登人可读之书皆可列入。三则, 文化是有源流的, 不溯其源, 无从知其流。古书西洋人也主张读的。现代中国人只肯读1934年的西洋书, 不肯读伯拉图, 那里会懂得西洋文化之底蕴?又不肯读古书, 又何从知中国文化之底蕴?四则, 中国人说古的都是坏的,西洋人虽然自由急进,时时另求新路进展下去,却没有说这句话。如此看来,现代中国人实在过于摩登了, 不然便是错解摩登。五则,文学与科学不同, 西洋读医学的人不必读希腊的Hip-pocrates,摩登医生,我也主张大可不看《素问》、《灵枢》、《洗冤录》。但是如果是研究文学,我却主张应该读读《离骚》或是无名氏《十九首》。原因是古今人同是圆颅方趾, 悲欢离合之际, 大同小异也。所以那样的旧仍然可以这样的新, 因为你虽摩登,有飞机可坐,有无线电可听,未必便是变成方颅圆趾动物,仍然躲不出悲欢离合之情也。袁中郎气愤当时政治, 与你并无两样,你不必便看他如狗矢,一文不值也。李香君之气节识见,胜于今日须眉男子万万,你不必以明末青楼视之也。况且中国人最重读史, 乃因史者鉴也,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 因今推古,设身处地, 你不但可了解前人,也可借此了解自己,而合于苏格拉底“自知”之义。鲁迅读史有得,始能深刻批评中国文化,若学一般留学生,单看辛克微之, 鲁迅当不知中国文化为何物, 又那里去戳穿中国人之魂灵呢?况且古人看月发愁, 闻鸟思家,听蝉醉喜,踏雪吟诗, 月也, 鸟也,蝉声也,雪景也, 古今并无二样,你也未必不堕千古同情之泪,独据飞机头上,厌月憎鸟恶蝉鄙雪,而能沾沾自得也。不能沾沾自得, 古书便仍可读。

廿三年八月五日龙溪林语堂序于牯岭。

(录自《林语堂文选》,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

赏析 

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后,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强调译介和学习西方的文学、社会学书籍,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大多采取轻视甚至否定的态度。这无疑缩窄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还有割裂中国文化传统的危险。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文学政治使命的加强,这种文化上的偏狭又表现为对非关政治的文学的排斥。30年代以来, 日军侵华, 内战频频不断,民族危亡人民饥苦的水深火热之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应更加强。鲁迅1933年在他的《小品文的危机》中写道:“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合乎时势要求的。林语堂这时没有了1925年前后“北师大学潮”时般的斗争锋芒,他主张写“幽默闲适”的“性灵”小品,这就难免与当时的一些文学观念发生冲突。《<有不为斋丛书>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在序文中,他谈了出版这套晚明小品丛书的理由,同时也是对自己文学、文化见解的辩解申明。

序言首先说明了出版这套丛书的由来,原因有二:一是鼓励自己专心著作,二则为亲友著述、收藏提供便利。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这套丛书符合他们提倡“性灵”文学这一“所好”。作者料到这一举动会招致非议,所以名目叫做“有不为斋丛书”;而不以“性灵丛书”为名。

其次说明了“性灵”文学存在的理由。他申明自己的思想就是要“做人”,而“做人并不容易,先要近情”, 而现实是有“口沫喷人之徒”, “就不容人近情”。他举例孔子、墨子都是“近情”的,认为即便是“救国心切”、“国势阽危”也不能没有必要的放松调节。从他为抒写性灵的辩护,可以看出他反对文艺对政治的依附,反对文艺中只能有一种写法、一种主张、一种声调的偏狭局面。从长远艺术发展规律看,他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却不合时宜。

再次,他进一步谈论了出版这套晚明小品丛书的用意,提出了自己的卓识远见。他说,这套有性灵文字的文学佳作的出版,不仅是他个人的爱好,对于他人,一则为了重新肯定袁宏道的作品,二则因为这些作品“那样地旧而又是这样地新”,这些作品仍具有可供现代人阅读的生命力。三则认为读古书才能对文化溯源知流;四则他认为“中国人说古的都是坏的”也不正确;五则,他认为读古书,对做学问、情操修养,性情抒发都有益无害。在这里,他由性灵之书推及古典文学又推及一切古代的文化遗产,强调有继承的必要,最后结论:“古书便仍可读。”这较之当时文艺界对古典文学的意义肯定不够、否定有余的情形,应是更接近公正之态度。

林语堂可以说是一个通晓中西文化的学者,他既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又涉猎了西洋文明,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不趋同的文学主张。他在当时提倡写性灵、读古书,今天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全归因于其立场消极,逃避现实、疏离政治,恐怕也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考虑。创作自由、抒写自我、继承古代文化,在当时是一种较弱的声音,甚至遭受批判。今天看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供今天历史条件下的我们借鉴。从艺术角度看,这篇散文谈论为人为文道理,平易自然;申明观点、辩驳诘难从容不迫,条理清晰,亦庄亦谐,体现了林语堂散文的“幽默”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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