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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到人生边上》的随想

发布时间:2022-11-28 16: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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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衡巽

杨绛先生的“自问自答”讨论的是非常抽象的问题:神鬼向题、灵与肉的问题、命与天命、人生价值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人死了是灵魂和肉体分离了;说复杂,它们涉及神、鬼、人方方面面的问题,谁能说得清楚。杨先生写道:“我有意无意,探问了近旁几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说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

记得有一次,薛鸿时先生和我去拜访杨先生时,她就探问我们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些,猛一听就简单地回答:人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使杨先生满意。她干脆写一本书《走到人生边上》,“等待着聪明的读者对这篇‘自问自答’的批判,等待他们为我指出错误”。

杨先生是认真的。她不是庸人自扰。她为这些问题读了不少书。除了她列举的白璧德、布尔热之外,她还读康德、古希腊哲学,想弄清这些问题。但我想这种终极性问题是不易弄得清楚的。世世代代都有人探问,世世代代都没有答案,后世肯定还有人问,也可以肯定不会有圆满的答案。杨先生不是想写哲学著作,她是在感悟人生。按我这种俗人的想法:人死了,在物质层面上说,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在精神层面上还是有说头的。杨先生问的不是死后的问题,如她所说,她“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杨先生又说:“我认为身后的事,无由得知,我的自问自答,只限于今生今世”。换句话说,杨先生所要探索的,是怎样活得有价值,怎样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不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吗?杨先生96岁了,她的阅历比我们谁都丰富些,而她的头脑,并不比我们衰老。这本书肯定是值得细读的书。

《走到人生边上》的注释部分长达80页,收有散文十四篇。这些散文的文字不完全是杨先生以前一贯的那种清丽、委婉风格,而是根据题材不同采取不同的写法。《阿菊闯祸》因一场不小的火灾写一家人“惊惶慌张”,最后以喜剧结束。同《温德先生爬树》一样,写得生动有趣;《记比邻双鹊》用委婉的文字表现凄切之情;《三叔叔的恋爱》写得悲凉而又无奈;《她的自述》明白无华,用平实的文字加以记述。

有几篇散文写的东西,我知道一些,想在内容或形式上说点想法。

一篇是《人能做主吗?》。杨先生说在解放前“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我想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但是“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清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所以,杨先生一直远离政治。记得1957年那会儿,领导上一再号召鸣放。钱先生当时在古代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杨先生同我在西方组,她在会上一言不发,坐在一旁静静听别人说,只是在反右后期总结时说一句,对某些“右派言论”有过“共鸣”。的确,钱杨两位先生从来没说半句反动的话,否则,根据“文革”时那张大字报(详见下文),决计过不了关。

在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从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观点、批胡适、批胡风、批右派言论,她从来没有写文章去批判别人。

钱钟书先生也是如此。解放前他拒绝去联合国工作:既然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会挨“大棒”。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先生参加过“毛选”的英译工作,认识的高官也不少,但也远离政治。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政协常委,可他老是请假,不曾去开过会。后来当社科院副院长,也是应清华老友胡乔木同志之请。

他说过,他在政治上“ambitious”(没有野心),所以压根儿没想过要“到南书房行走”。

杨先生远离政治,但关键时刻并不怕事。“文革”期间,不知什么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钱先生说过对“毛选”不敬的话。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罪状”。杨先生当晚来到学部大院,反贴一张大字报,批判那张大字报栽赃陷害钱先生。可见杨先生的胆识: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也决不怕事。

再一篇是《他是否知道自己骗人?》。杨先生写的大概是M先生。这位先生我认识,教过我古希腊文和历史。他很用功,也有学问,只是有一个毛病:好吹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好好的学问不做,要去吹嘘自己打过游击。我想他已经妄想到这样的程度:连他自己都深信自己的谎言。这大概是这种人的人性,是很难改的。杨先生说他“自欺欺人”,真是再准确不过的。

关于《劳神父》。解放前上海法租界有一条“劳神父路”,不知是不是以他命名的。这篇散文写得很别致。劳神父送她一个包,嘱咐她“上了火车,才可以打开”。在火车上:

“大姐:撕开一层纸,里面又裹着一层纸;撕开这层,里面又是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纸是各式各样的,有牛皮纸、报纸、写过字又不要的废稿纸,厚的、薄的、硬的、软的……每一层都用糨糊粘了非常牢固。大姐姐和许老师一层一层地剥,都剥到笑起来了。她们终于从十七八层的废纸里,剥出一只精致美丽的盒子,一盒巧克力糖!”

我这里不想谈论劳神父这种费神的做法对杨先生的启迪。我是想说,她这枝笔怎么能写得这么细。心理分析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能够把人的感觉写得比头发丝还要细。杨先生这种充满小女孩童趣的细节描写,在意识层面上堪比亨利·詹姆斯。

杨先生家用过不少保姆,她对她们一律平等相待,从不歧视。有一位保姆,她从干面胡同一直用到三里河居所,那位保姆把每个月的工资都存在杨先生手里,可见她对杨先生的信任。《走到人生边上》写了一位姓郭的“老妈”,此人“丑得太可怕了”,但她的审美标准还挺高,说起别人的长相多有不屑。杨先生并不因丑而嫌弃她,照用不误。但对于那些耍奸狡滑、心术不正的保姆,杨先生辞退过一个,除此之外没见她辞退过谁。这就使我想起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北京大学一位同学告诉我的,说是他们在北大中关村时的邻居、一位姓W的教授嫌家里的保姆不好,想换一个。钱先生脱口而出:“The devil you know is better than the devil you don’t know”。意思是说这个保姆虽不好,但你总知道她毛病在哪里,如果换一个,你还不知道有什么毛病,说不定还不如原来那一位呢,W教授究竟换了保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在用人问题上,杨钱两位先生是一致的,包括那位“丑得可怕”的郭妈。用杨先生的话说,她对保姆的态度是“设身处地,充分谅解”。

这些奇妙的文章,想来杨先生还有不少。希望杨先生长寿,多写几本这样好看的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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